《新华日报》整版聚焦“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治理现代化”全国学术研讨会

《新华日报》2021年12月3日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治理现代化全国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召开

坚持城乡融合,全面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1126-28日,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治理现代化全国学术研讨会在苏州举行。活动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苏州大学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主办。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以及《江海学刊》等相关学术机构的知名专家纷纷应邀到会,并发表学术演讲。本期《智观》特选登部分专家观点,以飨读者。

两个大局与新时代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

任 平

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

  我们要全面理解、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决议》为纲,深刻把握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深刻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经验在开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方面的表达。要从各个具体研究和政策分析的微观思维中摆脱出来,站在《决议》的新历史方位上,引领开辟一条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

  什么是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这一新道路在何处?进入全球大变局、新时代新阶段,为什么要开辟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围绕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这一主题,我们还需要做哪些理论上的创新?

  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呼唤着从以资本逻辑为主导、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城市化霸权体系向中国倡导的新全球化时代的新城市化体系的转变。

  进入新时代,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需要独立自主地开辟属于自主原创的城镇化道路,需要全面开辟新时代的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而这也是供给未来新型全球城镇化体系建构的中国新方案。

  所谓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城镇化空间发展上的具体表达,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指导下开展的伟大道路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以人民为中心、具有浓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实现五位一体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一道路就新在它将整体超越西方资本逻辑支配下的旧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化道路,并作为新时代新阶段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为全球城市化体系重构贡献中国方案

以高水平产业体系构建,破解超大特大城市治理难题

侯永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

  城市是经济活动的聚集地,也是人类活动的聚集地。超大特大城市既聚集了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也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是巨型的经济社会复合体。也正因如此,超大特大城市所面临的发展和治理问题也尤为值得重视。从国外的情况看,超大特大城市出现的问题主要有:高质量就业岗位不足,住房紧张,基础设施不能满足人口高度聚集带来的交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需求,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收入差距过大等等。

  解决超大特大城市发展和治理面临的难题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这意味着,超大特大城市必须建立高水平的产业体系,才能拥有解决问题的经济实力。而处在不同的价值链分工环节,不仅意味着产业的附加值不同,还意味着生产经营活动的环境和社会后果不一样。要解决超大特大城市发展和治理面临的难题,必须发展高水平、高附加值的产业活动。

  超大特大城市要建立高水平的产业体系离不开前瞻性的规划。在这一方面,至少要做到三点:一是站位,城市的规划要与国家战略安排相契合,体现时代发展要求,跟上时代步伐;二是思虑,要坚持系统思维,确保战略目标和政策工具以及政策工具的一致性;三是谋划,即要深入到产业链、价值链内部来观察精准确定产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同时,建立高水平的产业体系还离不开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具体地说,政府要切实担负起科学规划、系统谋划的引航职能,统筹调配各方资源,激活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不断提升城市居民的获得感、满意度。

中国新发展阶段需要开展农民工市民化攻坚战

简新华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加速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极大地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使得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20年的63.89%,发展速度显著。但客观地说,就质量而言,城镇化的发展效率还有不足。如,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虽然达到63.89%,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只有45.4%,两者相差18.49%,存在半城镇化现象。也就是说,还有数以亿计的进入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和经营者,只是在城镇实现了非农化,并没有实现市民化,还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权利待遇。

  “现代化要求的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一致。因此,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首要任务。对此,建议在新的发展阶段,以新型城镇化为目标,全面打赢农民工市民化攻坚战

  所谓农民工市民化攻坚战,旨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的15年时间内,尽可能实现近两亿已经和将要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中的大多数基本成为新市民。这场攻坚战发起的必要性就在于,它是新阶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基本实现高质量新型城镇化和优化城乡结构的主要任务,是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也是促进城镇发展和稳定的有益途径。

  而发起农民工市民化攻坚战的可能性就在于,无论是资金筹集还是制度改革创新,都已具备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条件。实践中,可由党和国家统一规划部署、综合配套、协调推进,以相关制度改革创新和有效筹集使用相关资金为战略重点,稳步实行农民工市民化和回乡创业就业双管齐下的战略方针。

多元联动强化风险治理,提升城市公共安全

彭宗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新进展和郑州今夏洪涝疫情的叠加分析表明,如今城市间的风险关联性比过去更为突出,城市各类风险之间的关联及叠加等特征日益明显,甚至雪上加霜的情况也会不断出现。

  在此背景下,城市安全与健康城市建设,如城市卫生应急建设等,往往不再是某单一城市或城市内单一部门的事,而是需要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内部各行业各领域紧密联动、有效应对的共同课题。同时,在城市安全管理和健康管理及卫生应急当中,充分发挥出城市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主导作用、企业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参与作用也都非常重要。每位公民的共同参与也很关键。

  关于公民卫生应急文化研究的相关结果认为,要想促使卫生安全及生物安全上升至城市安全与国家安全大战略当中,不仅需要大力开展各城市地方病、流行性传染病及食品中毒等公卫突发事件风险概率与威胁度的公民宣传教育,还需要切实提高公民自身卫生风险的自信心与准备水平,并需要重点降低公民对政府的过度依赖,提高自身的重视力度与主动性。

  城市安全风险一般具有形态多样、发生高频、诱因复杂、传播跨域、后果叠加和影响广泛等特征。针对当下城市安全风险治理,我们建议:一是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中城市日常问题治理,并树立城市安全发展理念和全面风险治理意识;二是切实加强常规风险与巨灾风险的预防预警与应急准备;三是着力提升公民、基层单位、NGO(非政府组织)的风险与应急意识、知识与能力;四是积极推进城市风险治理中的多元协同机制建设,尤其需要重点关注早期监测预警、峰值压力应对和各方联防联控等能力的提升。

妥善解决好农民工增收与城镇化的问题

章 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数据显示,城镇日常人均生活支出是乡村的2-3倍,城镇商品住宅平均售价是乡村每平方米建房成本的7-8倍。而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却一直稳定在城镇户籍职工50%-60%的水平。这意味着,即使允许全家进城落户,绝大多数农民工也难以承担全家在城镇生活的支出成本。

  因此,农民工通常选择青年时在城镇工作,到了中老年阶段回乡就业。渐渐地,在农民工群体中也就普遍形成了这样的心理认知:既然后半辈子在现工作的城镇找不到工作,既然无论在哪里落户,总有半辈子工作地点与家庭生活地点相分离,不如直接放弃城镇化,或者就近选择在老家所在的县城购房落户。

  正在试点的乡村宅基地交易,以及包括进城(至少县城)买房支出相匹配的高额彩礼,意味着乡村年轻一代的生活支出快速上涨。2014年以来,全国50岁及以下农民工总数不增反减,新增加的数千万农民工都是50岁以上的,其中还包括数百万60岁以上的。这意味着全国农民工总体上已从供过于求转变为供求平衡或供略小于求,因而市场上存在着农民工增收的空间。

  农民工要增收,会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损害用工城市各相关方的利益,从而引起这些相关方的反对。如何在农民工增收的同时,兼顾各相关方的诉求,这才是农民工增收的难点所在。

通过治理转型实现城乡整体发展

任 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城镇化发展是城乡结构调整的过程,新型城镇化需要更好地应对城乡关系的调整,通过治理转型实现城乡整体发展。

  我国的城乡发展面临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即城乡差距扩大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城乡之间的结构性壁垒仍然存在,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当前,鉴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仍然在继续扩大,迫切需要重视推动有利于农村和农民的城镇化发展。特别是要改变单向的向城镇集中的城镇化观点。城镇化发展的整体过程也包括着城镇向乡村的扩散,应该是双向的要素自由流动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不是反城镇化,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应是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和城乡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主观地通过人为作用提高城镇化,甚至是通过提倡逆城镇化来调节实现。

  此外,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还需要改变城乡二元的观点,转而形成城乡整体发展的思路。乡村和城市都是经济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城乡整体发展中推进新型城镇化。具体来说,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城乡统一市场的建设;开展城乡整体规划;推动一系列城乡制度建设和全面改革;利用法治手段保障城镇化过程中的利益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发展过程的规范;推动城乡社会建设,要基于人的参与、人的需求,全方位推进民生福祉的进步。

用数字化转型重塑城市基层治理版图

彭 勃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发挥了促进发展和提升治理水平的作用。随着新时代的来临,城市基层治理的目标和工作环境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此过程中,原有体制出现新的困难,如条块职责模糊、治理表面化、社会协同不力、共同体意识薄弱等。

  由此,数字化就成为一个普遍看好的赋能工具。客观地看,数字化等科技手段在城市治理的若干方面的确具有重要的赋能效应,包括治理数据全面综合分析的能力、敏锐感知问题的能力、治理动态的把握能力、新型互动空间的打造能力、治理新场景的建构能力等。但是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我们认为,数字化转型的功能应当是全方位的。其作用不仅要体现在赋予现有主体的能力上,还应当在组织重构、场景构造和共同体文化培育等方面发挥更为结构性的作用。

  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数字化转型的任务是多维度的,体现在数字化技术和传统治理技术的融合、数字平台和常规治理平台的联动,数字场景在基层治理中的有效落地以及数字条件下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打造。事实上,数字化转型与数字赋能的根本区别在于,数字化的作用应当是突破性、结构性和革命性的变迁。数字化的使命不能仅仅局限在当前的治理框架之内,而应起到改变基层治理版图的作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发挥数字化的创造性功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性难题,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规模和集聚度两个维度,考察特色小镇人口活力

张蔚文

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教授

  202193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全国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导则的通知》,是对2015年以来全国范围内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经验的总结与提炼,也释放了特色小镇正式进入规范健康发展新时期的信号。如果把特色小镇建设工作比作是一场长跑,经过几年创建,各小镇之间的差距已经逐渐拉开:跑在前面的要继续赋能,让其发挥更大的溢出带动效应,跑在后面的则不得不面临着被淘汰,让出赛道资源的问题。

  那么,如何对特色小镇的建设情况进行客观评价呢?纵观现有的各类考核评价体系,无论在评估尺度、评估精度,还是更新速度等方面都无法满足实践需求。为此,基于城市活力理论,我们建议可以分别从活动人口、工作人口、居住人口和到访人口的规模和集聚度两个维度,考察特色小镇的人口活力。

  从浙江的情况看,特色小镇在各类人口规模和集聚度上均有不俗的表现,但不同产业类型的小镇发展情况存在差异。浙江省特色小镇的建设经验也表明,特色小镇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数量、规模、创建时间、初始发展条件等因素,主要取决于是否选择与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和未来发展规划最为匹配的主导产业。由此可见,各地方政府在特色小镇建设上不应盲目跟风,一哄而上,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建设特色小镇。

用好新兴技术工具,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王伟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科技支撑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当前各种新兴技术广泛介入有效推动着我国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从我国各地的社会治理实践看,新兴技术介入社会治理主要源自社会复杂性的增加和政府治理能力尚为有限的双重现实需要。

  功能形态上,技术介入社会治理主要发生在风险管控、政务集成、社会赋权三个维度上。风险管控表现为新技术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风险预警、风险干预中可发挥重要作用。政务集成表现为新技术日渐瓦解政府条块间的信息壁垒,倒逼政府内部信息互联互通与业务协同,以及推动政府主动提升公共服务的互动性、精准性乃至公平性上。社会赋权表现为技术与数据优势让市场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得到赋权。同时,移动互联网促进了新社群的形成与群体利益的再组织化,从而使得传统的中央集权式生活观念逐渐被取代,公众参与更为便捷。

  技术本身以及技术与资本等力量的结合在简化社会复杂性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复杂性,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同时也构成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新挑战,在风险管控、政务集成、社会赋权三个功能维度上给政府带来新的治理困境。如,在风险管控维度上,技术介入面临简化的信息失真、政府规制的滞后等治理失措困境。在政务集成维度上,技术介入面临数字及其衍生权力扩张困境。在社会赋权维度上,技术介入面临资本失序及与公共利益平衡困境。建议在对待技术介入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应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技术创新与治理创新并重、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并重。

新时代的城市研究需要更接地气

赵 涛 

《江海学刊》杂志社社长、主编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对于那些基础理论研究采取这种孤芳自赏的纯理论思辨方式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对于城市研究这样一门应用学科来说,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种脱离了地气的知识生产方式,必然蜕变成一种漂浮在缺乏现实关怀和历史内容的空中之物。我们的城市研究若要避免这种精致的唯心主义,就既要解放思想,更要实事求是。要像习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

  具体到城市研究而言,当前中国的城市研究应避免走入过度理论化的误区。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不要仅仅满足于在高层次杂志上发文章,满足于那种凌空高蹈的自说自话,而应该沉下身来,实现与城市规划、空间设计部门的广泛对话。就像有人总结的,学者要学会把文章变成文件,把对策变成决策,把设想中的计划变成发展中的规划。即打通理论之思与实践之行的任督二脉,把艰深晦涩的理论思考转换成简明易行的现实政策,把渊兮湛兮的美学冥想转换成清晰可辨的建筑实践,知行合一,对时代问题作出符合时代精神、更接地气的回答,并建构出具有基础理论意义和长久实践效力的城市研究框架体系。

新型城镇化的十大战略建议

钱振明

 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

  城镇化战略是对城镇化目标及其实现路径和具体措施的总谋划,贯穿于城镇化实践总过程,决定着城镇化效果和后果。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出现新趋势,面临新发展。建议从以下十大战略入手,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各项任务落实落地,取得显著发展成果。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战略。面对半城镇化特征明显,市民化进程滞后的突出问题,要致力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城镇产业布局战略。优化城镇产业布局,促进城镇经济转型升级,满足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就业需求。

  城镇化格局优化战略。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城市更新战略。顺应城市发展新理念,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促进城市品质全面提升。

  城市智慧化战略。利用信息技术发展智慧城市,用智能科学为城镇发展赋能,创造舒适、便利、健康的人居环境。

  治理现代化战略。以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为路径,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保障城市安全,促进居民健康,满足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县城建设战略。因地制宜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大城市之短板、强小城镇弱项

  乡村振兴战略。以乡村振兴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以新型城镇化拉动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制度创新战略。创新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的城镇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新技术运用战略。支撑产业发展的各种高新技术,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所需的各种绿色技术,满足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协调发展的各种信息技术,以及生态修复技术、建筑技术、交通规划技术等,都是创造更优人居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