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洋阳:农民认同是实现集中安置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新华日报》2022.4.15

农民认同是实现集中安置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张洋阳

集中安置社区是易地搬迁安置进程中出现的不同于城市社区,也不同于乡村社区的社区形态,对整体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影响重大。集中安置社区的治理效能关系到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其中,搬迁农民的社区认同既关系到其本身的社区生活质量,也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

 

集中安置引发了农民传统乡村认同向现代社区认同转型。首先,是认同的基础转变。传统乡村认同是建立在血缘、宗族等不可移易、与生俱来的乡村先赋性关系基础上,由农民自主驱动形成。但在集中安置社区,不同村落的居民混杂居住,先赋性的关系无法再发挥出强有力的号召力,因而集中安置社区的农民想要建立认同感,就需要外在行政力量的介入,从而形成外部驱动。其次,是认同的特征转变。传统乡村认同产生于相对封闭的乡村共同体当中,具有先天性、封闭性。而集中安置社区的人口流动性高,熟人社会解体,农民接触的外来事物变多,开放性、包容性更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区认同更为多元复杂。最后,是认同的效果转变。传统农村当中,小农土地经济的相对弱质性与稳定性使得农民的财富积累差异不大。经济均质化使其更容易在村集体活动中达成共识性认同。而在集中安置社区,农民与土地解绑。利益驱动、理性认知在农民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由此导致集体性、同质性的认同式微,认同需求日益个体化。

 

在乡村振兴时代,加快易地搬迁农民融入集中安置社区,不断强化其对安置区生产、生活方式的内在认同感,已成为提升这类社区现代化治理水平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话题。建议:

 

以经济利益促认同。要强化集中安置社区与农户之间的经济利益纽带。譬如,可通过发展村居特色产业为农民就地、就近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要注重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利益协调,减少农民迁出后的经济利益损失。充分利用好迁出地的承包地、山林地、宅基地“三块地”资源,深化推进“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在鼓励农户搬出后将这类资源入股,让搬迁农民能够以股东身份参与村集体产业经营并从中获利。

 

以公共服务促认同。要想让农民在集中安置社区住得下、留得住,根本上还是要改善这类社区的服务供给,满足农民对于高质量公共服务的需求。首先,要加大国家财政性补贴力度。公共财政应对集中安置社区中覆盖面较广、外溢性较强的公共物品及服务提供承担更多责任。基层政府应利用好转移支付,支持公共道路、水利电气等公共设施改造和维护工作。其次,政府须加大信息化服务在集中安置社区的推广力度。一方面要借助互联网技术手段,发展远程医疗、教育、康养等信息化服务,加快推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方面要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将迁出后的失地农民顺利转移、对接进入城镇社会服务保障系统中,缩小城乡制度性、福利性公共产品分配方面的差距。

 

以社区参与促认同。让搬迁农户在入住社区后,能够参与决定自己的事,有利于增强农民与迁入地社区公共生活的黏性,唤醒其主人翁意识,为集中安置社区的相关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蓄积农民的支持与认同。首先,优化基层决策参与机制,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决策地位。在集中安置社区的重要决策过程中,采用民意调查方式,提前了解、搜集农民对于待决策议题的观点看法、认知差异,全面汲取基层民意,实现高效务实决策。其次,营造社区自治氛围,依法保障农民的监督权、参与权等各项自治权利。但这一自治进程的推进也不可操之过急。考虑到安置区农民普遍存在着政治参与能力参差不齐的实际,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基层党组织及政府循序渐进的引导,帮助农民逐步接受并适应自治氛围,避免在集中安置社区治理体系构建当中出现“自治失灵”状况。

 

以文化融合促认同。著名人类学家怀特曾在《文化的科学》中提出:“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农民搬迁至现代化的社区居住,并非是要与乡村传统、风俗习惯彻底告别。推动集中安置工作,不是要强制割裂农民与乡村传统文化的纽带,而是要在传统乡村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性继承。首先,需建构农民文化心理转变的“缓冲带”。要尊重农村的生产、生活习惯。譬如,土地是农民的根之所在,土地情结是烙印在其血脉中的。可在集中安置社区规划出小菜园、小花圃等用地,满足农民闲暇时事农桑、弄花草的精神文化需求。其次,要建构传统文化糟粕与现代先进文明之间的“隔离带”。传统乡村文化中不符合现代文明进步要求的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等腐朽成分需坚决剔除。可通过开展“农村好人”“党员模范家庭”等活动,弘扬基层正能量,促进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社区文化融合,以此深化农民对于现代社区文化的价值认同,敦促集中安置社区的乡风文明焕发出时代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