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良:后扶贫时代,筑牢贫困治理的安全阀

《环球时报》2021.03.09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用行动为脱贫工作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然而作为人类发展的永恒主题,贫困治理依旧是我们需要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步入后扶贫时代,中国的贫困治理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近日,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成良在《环球时报》上撰文,针对中国后扶贫时代的潜在返贫风险要素与对应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后扶贫时代,筑牢贫困治理的安全阀

刘成良

一是扶贫产业发展模式能否持续有效应对市场风险。产业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影响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关键。尤其是高投入、高风险的农业产业,前期较为可观的收益并不意味着从此高枕无忧,如不谨慎应对和及时调整发展方向,难免产生路径依赖背景下的产业风险。比如市场供应过量易造成收益锐减、地区竞争带来的产业优胜劣汰、自然灾害及气候变化造成的成本损失等,这些问题均有可能增加重新返贫风险。

二是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相对脆弱,难以有效应对现代性风险。因病致贫、因灾致贫等是贫困治理中的顽疾。尤其是在一些深度贫困地区,农民的家庭生计结构相对脆弱,积累比较有限,很难应对突发问题造成的巨额损失。脱贫攻坚阶段已经化解了大量类似问题,但是相较于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风险要素,这些问题对农民家庭返贫的威胁很难彻底解除。

三是作为人力资本提升关键的乡村教育环境依然不容乐观。贫困治理的长效路径在于农民人力资本的有效提升,前提是教育的稳步发展。虽然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因贫失学等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但是乡村教育面临着新的结构性困境:留守背景下农村学生由于沉迷游戏等导致学习兴趣不足;“读书无用论”依然占有一定市场、存在隐性失学问题;公立学校教育质量与农民期待的存在一定落差等。这些因素造成一些地方的教育发展长期滞后,在深度贫困地区表现得相对突出。

四是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基础不够牢固,面临债务陷阱。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是脱贫攻坚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由于一些地方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空壳化难题,也缺乏必要的人力和资本支撑,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考核任务,通过行政手段来指导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造成一些村庄的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不够牢固。前期存在盲目上项目、造亮点等问题,并且一些地方为了解决贫困人口增收问题而设置的公益性岗位也对地方财政实力提出较高要求,这些项目的后期维护以及公益性岗位的持续支持仍然需要大笔资金。隐性债务问题会进一步加剧地方发展困境。

当然,这些潜在返贫风险并不必然会造成大规模返贫问题,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的关键在于保障政策支持的连贯性和有效性,中央政府为此专门设置了五年的过渡期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在探索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过程中,这些潜在返贫风险也能够得到新政策的有效化解: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贫困瞄准能力,即健全防止返贫的动态监测机制,及时发现新的致贫要素与返贫现象,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干预,为贫困治理筑起安全阀;探索宜工则工、宜农则农的农村产业发展路径,尤其是要注重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多样性的引导和支持,避免一刀切式的产业发展路径干预,通过多元化产业来增强农民家庭韧性;重视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完善贫困地区教师激励机制,在做好基础保障的前提下,引导优秀师资向贫困地区倾斜,同时要重视农村基础教育环境建设,整治过多的检查评比以及迎检等行政事项,赋予基层学校更大的自主空间来探索适合地区情况的教育发展模式;地方政府要及时总结精准扶贫时期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在乡村振兴阶段,要避免大干快上、造亮点、上大项目的倾向,同时摸底排查村庄隐性债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和既往项目绩效清单,进一步巩固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