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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农民工与市民冲突问题探析
发布日期:2009-12-31 17:18:04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借鉴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对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现状做了全面的疏理,寻找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并提出解决冲突的有效对策。

农民工  市民  冲突

     基金项目】本文是200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外来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以苏南为例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 06BSH022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后,城市各种资源的重新分配成为必然。如何分析、研究和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保证社会有序的运行和社会转型的顺利完成,已成为当前理论界关注的焦点。而流派纷呈、体系较为完整的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研究视角。

一、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表现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冲突的定义。刘易斯·A·科塞将社会冲突定义为:“冲突是有关价值、对稀有的地位的要求,是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至伤害对方。”我们可以把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定义为这两个群体之间由于需要、利益、价值观念的差别和对立而引发的相互反对的社会互动行为。

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从冲突的强度和方式看,主要有心理上的相互抵触、语言上的轻微口角争吵、行为上的打架斗殴,还有群体性的罢工、怠工、集体上访、违法犯罪等;从冲突的领域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从冲突的责任看,有普通民工与“问题市民”之间、“问题民工”与普通市民之间的冲突等。

1、冲突的强度和方式:(1)心理上的相互抵触。零点调查公司自2003年以来持续三年对京沪穗汉等地外来务工人员调查,发现有18%的外来人口感受到当地居民的强烈歧视,45%的外来人口感到有时会受到某些城市居民的歧视,有60%的外来人口表示他们“不敢也不愿与城里人交朋友”。“上海人挺排外的,北京也是,大城市人都那样,对外地来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民工特别瞧不起,总觉得我们这脏、傻,没见过世面,好骗,好欺负。”尽管感到种种歧视,然而多数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歧视采取忍受的态度,可是心理上的不满是无法消除的。(2)轻微的口角争吵。口角争吵是农民工与市民在语言上冲突显性化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3)打架斗殴。通常在打架斗殴中,农民工都处在弱势的一方,因为人生地不熟,若没有外力的协助,他们一般是忍气吞声。(4)罢工、怠工、集体上访。近些年,由于企业拖欠工资或权益受损引发的农民工集体上访事件不断发生。由于农民工法律观念不强,并且由于时间、金钱的限制也很难能做到及时申诉或走法律途径,在生活毫无着落时,他们往往采取罢工、怠工、集体上访,甚至扬言游行示威,冲击政府机关,要求政府马上解决他们工资问题。(5)违法犯罪。违法犯罪是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一种较为激烈的方式。从农民工犯罪的特点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犯罪内容以侵财型犯罪为主。侵财型犯罪主要包括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其二,职业化趋向日趋明显。职业化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团伙作案。在一些地区,由来自同一地域的农民工组成的盗运销一条龙的犯罪团伙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其三,危害性和暴力性增大。近年来,农民工犯罪涉及金额越来越大,且偷盗、抢劫物品发展到汽车、钢材等大宗物资,偷盗目标也从居民住宅延伸到工矿企业、政府机关等。另外,近年来农民工犯罪案件中杀人、绑架等恶性案件也有上升的趋势。

2、冲突的领域:(1)经济领域:农民工失去了原有的血缘和地缘保护,又没有纳入城市的保障体系,因而在对经济利益的获取中处于劣势地位。引发农民工与市民群体经济冲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城市就业门槛高。有的城市甚至对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设置人为的门槛。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增多,城市本身就业压力增大。为了解决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各地政府从1996年起纷纷出台一些城市偏向的政策,对一些行业做出明确规定,限制或不允许外地农民进入。其二,劳资争议多。这一类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农民工群体与雇主之间的冲突。在一些地区,部分雇主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故意延长农民工工作时间,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侵害农民工利益的现象比较普遍。工作强度大、环境差,农民工尚能忍受的话,那么拖欠其工资则将一部分农民工推向绝境。据新华网的报道,2005年仅北京市建筑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总额就达到30 亿元。对于部分急需这笔血汗钱来养家糊口的农民工来说,拖欠工资意味着陷入生活的绝境。为了取回自己的利益,一些人采取了极端的方式。近年来,抢劫、杀害雇主的自救式犯罪时有发生,从中也能找到一些答案。(2)政治领域:社会变革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产生了政治参与的要求。农民工群体也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使政府注意到他们的权利和要求。与市民群体相比,外来的农民工没有通畅的表达自身意愿的政治渠道和媒体话语权。政治领域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农民工群体与城市管理者之间。因为在他们看来,政府对他们的管理只强调收费。由于办理各种证件手续繁多,成本很高,许多进城农民工就尽可能躲避办证,成为无合法证件的人员,而这又是管理部门清理的对象,政府与农民工的冲突就加剧了。(3)文化领域: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和取向,并且往往视自己的文化为优越,视其

他文化为异己,当它们在传播、接触的时候,就产生了摩擦、对抗,竞争、对抗以致于企图消灭对方文化存在的状态,这就是文化冲突。我国农村文化有勤劳、朴实为特点的一面,同时又有传统、守旧的一面。在农民工来到城市之后,他们虽然也接受了城市中的现代文明,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城市以追求财富、追求名望以及追求身份、积极进取为主要特点的主流文化,但仍保留着农村中传统文化的痕迹。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他们亲身感受到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不同给他们心中带来巨大的震撼。

3、从冲突的责任看,具体包括:(1)普通民工与“问题市民”之间的冲突。这类冲突显然责任在于“问题市民”一方。所谓“问题市民”是市民中那些不三不四的好斗者,这类冲突发生的原因则常常在于“冲突市民”的挑衅,对农民工采取主动的敌视态度,在生活各个方面全面排斥农民工群体。(2)“问题民工”与普通市民之间的冲突。这类冲突责任则归于“问题民工”一方。所谓有“问题民工”是指民工中的好斗者甚至是违法犯罪者,这类冲突的责任显然在农民工一方。市民们往往对这类冲突怨言颇多,一些人还因此形成了对农民工的敌意。在近几年这个群体在规模上迅速膨胀。少数“问题民工”与市民的冲突往往会导致市民对农民工群体的偏见和歧视加强,使得两个群体的冲突不断。

二、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成因

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利益差距拉大,一些改革措施难免触及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从而引发群体矛盾和冲突的增加和激化。在利益冲突背景下,农民工与市民的各种矛盾之间形成复杂的局面,冲突也就无法避免。

1、转型时期的特殊矛盾。社会转型使社会分化加速,农民工与市民的利益矛盾冲突已成为两个群体冲突的最主要原因。农民工与市民的利益矛盾主要表现在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上,这些现象使农民工相对剥夺感加强,从而导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互相抱怨、指责、缺乏信任,这也是两个群体产生冲突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因素随着剥夺感的积累,一部分农民工可能会选择离开城市,这是导致近年来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而继续留在城市的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人在社会和自身的双重压力下,往往因为一件小事而唤起积累很久的这种情感,选择以暴力的手段与市民发生冲突。而且这种情感的唤起不仅仅表现在个人身上,随着农民工群体组织的出现特别是同乡关系网络的发展,这种情感的唤起更具有群体的特征,这样产生的冲突将更具持久性和暴力性。

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转变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出现了一些政策矛盾。一方面,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和建立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考虑,政府对于农民工流入城市是接受的。但另一方面,政府出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考虑,也要保护原有体制受益者(例如下岗职工)免受农村劳动力的冲击。此外,政府尽量对农民工的管理、服务和市民身份(暂住证、蓝印户口)进行“商品化”。但农民工发现,当他们缴纳了大量临时性的、非透明的、名目繁多的费税后,却得不到应有的服务。利益驱动下的种种政府“寻租行为”有时令农民工充满怨言,他们与政府的矛盾加剧。

2、市场经济的固有逻辑。市场经济的逻辑表现在以市场为基础机制调节资源配置。这就要求经济活动必须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把资源配制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首先,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这种逻辑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业生产的成本不断增加,使得农民不得不把向非农产业流动作为提高其收入的途径。所以,即使在城市种种限制政策之下,也无法阻挡农民工走入城市就业。而企业从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竞争力考虑,也乐于用外地农民工替代城市本地职工。其次,在市场经济逻辑的驱动下,对利益的追逐与社会资源稀缺的矛盾必然使城市居民不得不与农民工展开竞争。进城农民工必须要与城市居民分享城市中的各种公共服务,这必然导致对有限公共资源的争夺。这种争夺会引发冲突,而争夺失败的一方很可能出现越轨行为。据统计,2002 年在中国的城市中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员超过595万,国有企业下岗未再就业职工人数为410 万人。而城市居民认为,如果农民工的工作由城市职工来做,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城市居民的这一心态强化了歧视和仇视外来农民工,认为他们威胁到他们习惯性拥有的福利待遇和公共服务。对此苏黛瑞很有见识地认为:农民工是替罪羊,城市居民谴责农民工带来的就业危机和各种社会病,实际上大多是由市场经济引发的。第三,现代城市是一个物质载体,城市人口在享用城市各种公共资源的同时,也在加大城市的承载容量和负荷。一旦超过城市的承载容量,就会造成城市资源紧张、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的恶化。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对城市有限要素的分享必然导致对资源的争夺,这使得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一开始就存在潜在的冲突。

3、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前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中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种“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这种“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由户籍制度以及从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其他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如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所组成。正是这些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社会结构、二元户籍制度、二元就业制度、二元保障制度等等成为阻止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强大的制度性障碍。近些年来,虽然市场对二元结构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但行政主导下的二元结构依然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起着作用。有学者认为农民进城打工后,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但没有真正的转变二元结构,可以说形成了三元结构:“农民——农民工——市民”。这种三元结构,对于“农民——市民”的二元结构来说,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应该是过渡性的,否则又会制造新的不平等。

城乡之间?幕Ъ诶菔率瞪辖窍缇用穹殖闪肆街植煌纳缁嵘矸萑禾濉8阶庞诨Ъ贫戎系某鞘芯用裉厝ù戳艘幌盗械牟黄降任侍狻J紫仁墙逃牟黄降取U绾嗤⒍僭凇侗涓锷缁嶂械恼沃刃颉芬皇橹兴担?amp;#8220;第一代的贫民区居民将社会礼让和政治消极这些传统的农村观念带到贫民区,而他们的孩子却是在城市的环境中长大并接受城市人的目标和企望。父母满足于地理上的横向移动,孩子则要求在地位上垂直上升。如果在某一时间的等待后,孩子这种要求无法满足则反抗,暴力就会发生。”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人生中最大的不平等,这个最大的不平等在民工子女身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教育制度上的歧视使得农民工一方面没有经济实力送孩子去城市学校念书,另一方面,担心孩子受到歧视的心理也使得大部分农民工不愿意把孩子送去城市学校,而宁可选择硬件、师资条件相对较差的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农民工的子女与城市的孩子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却是分割在两个世界里。

其次是就业的不平等。由户籍制度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当城市的正式就业岗位成为有城市正式户口者的专利后,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就十分狭窄了。其次是社会保障的不平等。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及医疗、子女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政策。这些不平等使得农民工一旦在城市遇到诸如失业、生病、子女就学等问题时,得不到任何社会帮助,他们就会把不满和敌意指向市民,冲突就极易发生,而且这种冲突通常关系到民工的生命和全家的命运,因此冲突一旦发生便会上升到很剧烈的程度。

4、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偏离使农民工的身份长期得不到确认。布劳认为:“流动的人不能简单的抛弃旧有的角色属性和角色关系,他们如果不接受新的角色属性,也不建立新的角色属性,那么他们就不能适应他们的新位置。迁居到城市的农民,其社会生活毫无疑问地要受到他们农村背景和他们现在所处的城市环境的双重影响。”首先,文化冲突使进城农民工陷入困惑之中。宋林飞提出,自愿性城市移民即进城务工农民首先是地理区位上的流动,这是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带着流出地的农村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融入流入地的城市文化。这二者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定的文化冲突。具体表现为:一是结合紧密、以家庭和社区为纽带的乡村文化,与更加注重个人奋斗、更加注重竞争的城市文化的冲突;二是重视情谊的乡村文化,与讨价还价的市场经济理性文化的冲突;三是平等的乡村文化,与歧视性的城市亚文化的冲突。这为农民工在社会生活领域与市民的磨擦和冲突提供了文化解释。其次,群体意识增长也是农民工与市民的利益冲突的持续和升级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说以往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仅仅局限于个体的冲突,冲突的时间往往较短,也不是很激烈的话,那么随着农民工群体认同感和群体利益意识的增强,他们就很容易组织起来,借助群体力量与另一群体发生的冲突就有可能持续和升级。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在目前的农民工组织中,同乡关系网络的作用显得很突出,在缺乏正式的组织机制保障的情况下,它是农民工重要的社会支持资源。但如果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排斥和部分雇主对农民工的剥夺持续和升级,部分农民工对城市的怨恨通过交流,就会在同乡关系网络中得到扩散,再加上同乡关系网络中有号召力的人的进一步的引导和激发,就很有可能造成他们与市民和城市社会的冲突逐步扩大,甚至产生越轨行为。近年来,涉及农民工的犯罪案件中,以同乡为主体的团伙犯罪比例增加,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证。

三、我国政府对进城务工农民与城市居民间冲突的治理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引发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冲突产生的机制始终存在。要做到避免冲突的产生或减弱冲突的强度就要从冲突产生的机制着手,才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控制乃至消除冲突,保持社会稳定。

1、打破二元社会结构,缩小城乡差别。韦伯认为向上流动渠道的不畅很容易产生冲突。目前农民工由于行政主导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身份原因,长期被排斥在权力、财富、声望之外,这是导致他们与市民发生利益冲突的重要原因。所以必须要改革户籍制度,逐步拆除户籍壁垒对农民工的身份限制,同时要尽快建立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缩小城乡差别。取消就业的身份限制。这些措施一方面有利于鼓励他们通过努力实现向上流动,这也是城市现代化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地降低他们的被排斥感和剥夺感,降低他们与其他群体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实践上来,近年来一些地区开始改革户籍制度及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如外来务工人口较为集中的苏南地区,新苏州人计划和新昆山人城市运动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改革城市管理体制,促进农民工与市民的良性互动。长期以来,政府对进城农民工始终都是注重如何管理,减少其给城市生活带来的不安定,却很少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因此,城市管理者必须转变职能,改善对城市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有效表达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政府应给农民工以市民待遇,在医疗、生育、失业、养老保险及就业培训、子女随迁入学等各种福利待遇方面逐步提高。此外,由于城市农民工这一群体自身条件和制度安排的制约,在关系其切身利益的社会政策制定上,他们无法直接、有效地参与。因而政府应积极开展一切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在目前情况下,有必要让农民工的代表参与公共行政和享有民主权利。

3、改善城市社区建设,增强农民工的自我服务能力和归属感

在正常情况下,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并非全能,因此有必要通过政府的引导,帮助农民工建立自已的服务组织,以弥补公共部门公共服务的不足。比如农民工的同乡关系网即“老乡会”的组织形式,虽然在很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自发的制度形式,没有经济来源,组织化程度低,方展方向盲目,如果缺乏引导,其发展前途不甚明朗。因此政府应注意帮助他们建立类似于“民工自治会”的组织社团进行社区管理。这类组织应接受党团、工会组织的领导,以关注农民工思想道德的发展、法治观念的形成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为任务,尤其是要使农民工掌握法律武器,知法、守法,这种农民工自我规范、自我管理,且得到政府支持的社区组织形式一方面降低了政府管理成本,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和认同感。

此外,大众传媒、志愿团体、非政府组织和社区资源等社会力量应积极发挥自身功能,提高城市农民工对城市经济改革成果和社会发展意识的认同,努力提高其对城市生活的归属感。比如,指导城市居民学会如何处理由于农民工进入社区生活所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策动社区、组织和个人联合起来,采取多种形式,协助农民工在城市、社区重新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等。2006年起广泛在全国大中城市社区中兴起的“流动人口管理学校”、“心理热线”、“流动人口计生服务站”等旨在服务进城务工农民的项目预示着一个良好的开端。

4、建立社会安全阀机制。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的理论认为,任何社会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由于敌对情绪的累积而产生的足以破环系统安全的压力,需要通过建立“安全阀”加以排除。“安全阀”制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允许一定的限度内释放压力,另一种是寻求发泄的替代目标。针对农民工与市民利益冲突的化解,“社会安全阀”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社会宣泄机制:即构建对话平台来释放冲突压力。结合中国的国情,通过建立一个农民工与市民、政府对话的平台,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度来释放冲突压力是比较现实的,也是比较合理的。如强化信访工作和开辟多种形式的对话工作。要提高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开辟多种经常性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尤其是应该鼓励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积极参与城市管理政策制定过程,给他们媒体话语权,表达自身利益诉求。(2 引导同乡关系网络健康发展,使之成为释放冲突的重要载体。针对同乡关系网络在农民工群体中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政府应该积极地加以引导使其更加规范化,并逐步纳入正式社会组织的管理范畴,以更好地发挥其情感交流和利益互助的功能,使其成为释放冲突的重要载体。

 

(作者: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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