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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农民市民化及其实现途径
发布日期:2009-12-31 17:19:21
 

成晓丹

 

内容提要】农民市民化是随着城市大化发展而面临的一个现实而迫切的课题,其过程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是,从目前形势看, 我国要实现农民市民化,扔面临着认识,政策,制度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等重重问题,因此,有必要采取各项策略,解决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问题,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 和谐社会 途径 问题

    基金?钅?lt;/span>】本文是200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外来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以苏南为例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 06BSH022

 

自中国实行渐进性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一方面由于广大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一方面又由于体制松动导致长期积累的势能开始补偿性释放,大规模的乡城劳动力迁移便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出现,这是一种必然的人口结构调整现象。但是,同样由于上述原因,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乡城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他们在职业上是工人,在社会阶层上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而在社会身份上却仍属农民。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表明中国的乡城劳动力迁移存在特殊性,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实现职业迁移的同时,空间迁移却没有同步实现,进而形成此暂居性质和候鸟型的打工阶层。然而众所周知,城市化过程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过程,同时还是农民职业非农 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身份市民化的过程,如果数量庞大的乡城迁移劳动力长期滞留于农民工状态而未能市民化,不仅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和城市化目标的实现,而且还会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隐患乃至障碍因素,为此,推进农民市民化是城乡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的重要而现实课题。

一、“农民市民化”的概念界定

李庆志认为“农民市民化”,是指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让世代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让转化为市民的农民,在生产、生活方式及理念上,真正融入到城市文明之中,使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市民。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市民化研究”课题组认为,农民市民化指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其间伴随着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一方面,农民市民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结果。从某一时段上看,它是一种过程,从某一时点上看,它是一种结果;另一方面,农民市民化必然带来文化的交融,引发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农民转为市民所出现的相应变化,也有原有的文化冲击老市民引发的变化。

姜雅丽认为,“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其间伴随着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系列变化。它包含以下几层含义:1、从某一时间段来看,农民市民化是一过程;从某一时间点来看,它是一种结果。2、农民市民化必然引发文化意识形态、行为生活方式的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的模式是“农民←→市民”的双向交融和冲突的结果。3、农民市民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突变”的结果。4、更重要的是农民市民化是一种产业结构的转化,是传统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向现代化劳动与生活方式的转化。

葛正鹏认为,“农民市民化”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让生活在农村的大部分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由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农民市民化不等于农民身份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转变过程,不等于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过程,不等于由从事农业生产转化为从事非农生产的过程。农民市民化的最终目的和意义,不是让所有农村人口都迁移到城市,而是要让所有人口,无论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都能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生活;农民市民化的目标是在城乡一体化基础上最终消除城乡差距。从目前我国城市农民市民化的对象来看,有两类群体逐步被纳入到了政府的视野之中:一是城市郊区的失地农民,二是长期移居在城市的农民工群体。这两类群体都是改革开放和城市扩张的产物,也是城市未来发展不得不面对的新社会群体。也就是说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讲,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对象至少应该包括城市农民工(尤其是那些长期滞留在城市中,并且有稳定收入和固定住所的农村流动人口)和大城市郊区的农民(尤其是那些土地被征用并实现职业转变的农民)。

陈映芳认为至少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农民市民化”这一概念:从狭义角度看,“农民市民化”主要是指农民、城市农民工等在身份上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如选举权、受教育权、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等。从广义角度看,“农民市民化”指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

作为社会学术语,农民市民化的理论意涵强调: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来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完全融入城市。因此,可以认为,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在向市民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农民的市民“化”有两项基本的内容:第一,农民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集向市民角色集的全面转型;第二,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通过外部“赋能”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而从具体的个人层面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实现自身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

本文对“农民市民化”的定义是在借鉴了以上学者对农民市民化定义的基础上进行的。本文认为,完整的农民市民化应该是广义上的农民市民化,即指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 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内在素质市民化,二是外在资格市民化。内在素质市民化指有关市民生活意识、权利意识(多层的权利)的发育及行为的变化等内容,这是一个转化过程;外在资格市民化,更加偏重的是职业和身份的非农化,其中涉及户口及附带的福利保障,是完全变农民为市民的一个结果。

二、促进农民市民化在和谐社会建构中的现实意义

农民市民化可以说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们认为,形成社会和谐主要就是要实现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和谐。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四点都是必然会涉及的重要研究主题。所谓人际关系,就是要形成融洽、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而农民的市民化涉及农民居住地点、居住方式的改变、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重要性强弱的变迁等,所以它必然会牵涉人际关系的重组与转型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即现代意义的农民与市民的培育。所谓资源,就是要在社会阶层体系中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激励机制,实现各阶层的多赢互利,而市民化进程就是一个资源在各阶层重新配置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及其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权益,如何保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与相关的物质利益及人身权益,如何实现城乡各阶层、各产业的共赢式发展目标,等等,成为农民市民化研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理论贡献。社会认同是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思想与心理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对认同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农民工、新市民以及原有的城市居民之间在城市内部形成合理有效统一的社会认同感,更是农民市民化研究中的一个严峻课题。所谓社会结构,是指合理的社会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需要理顺社会流动渠道及其相关机制,逐步壮大中间阶层,而让农民成为城市新市民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中间阶层生成机制。

(一)农民市民化是维系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正义的内在诉求

当下,因种种社会不公,尤其因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已成为和谐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农民市民化对于维护分配的社会正义与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起了不可替代作用。

改革开?盼嗣翊窗ň迷谀诘母骼喔l恚钊瞬话驳氖牵」苤泄?lt;/span>GDP在过去的25年中获得高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也大幅度提高,但今天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倘若再把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纳入衡量范围的话,这一差距会更大。“差距不平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常态,‘不均衡社会’不一定是恶果,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景之一,问题在于是否过度分化。在当前收入层分化进一步加速的境况下,倘若听之任之,它所引起的后果,可能会超出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引发社会的动荡,和谐社会的建构也可能会难以进行。如何缩小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乃至最终消灭城乡差别呢?关键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单从农村的角度来处理“三农问题”,解决农民收入提高问题是走不通的,这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是靠走“农业化”道路发展起来的,中国更不可能。农民的富裕只能从农业以外寻求出路,必须实施“城市包围农村”的战略。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必须破除体制性、政策性壁垒,坚决把农民从土地上、农村中解放出来,赋予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让社会公平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及于每一个公民。这样,才能真正缩小城乡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转及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

(二)农民市民化是我国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城市化推进速度不快,农民进城难,即使进城后也无法变为市民,其公民权利难以保障,人格地位得不到尊重,才有可能产生许多针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的犯罪现象。因此,消除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限制,真正使农民成为城市人,和城市人享受同样的待遇。也就是说,要通过市民化,使农民更容易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和稳定的收入,更容易融入社会化大生产和城市,成为企业的工人、独立经营者、管理者和技术人才。这样他们便不再是农村中势单力薄的“原子人”,而是各种社会组织的成员。他们不再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不再会受到那么多的不公平的待遇。而一旦他们具获了较高的社会地位,社会也就会因此更加趋于稳定。

(三)农民市民化是提高农民文明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总体来看,我国广大农民的确具有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和节俭朴实等良好素质。但由于广大农民长期封闭在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无竞争且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这些局限了农民的视野,使得几千年在农村中占主导地位的旧的习俗,观念和风气等依旧有较大的市场;文化设施的匮乏,导致了农民精神生活的贫乏;教育投入的不足,设施的落后,导致了农民文明素质的低下。而要提高农民的文明素质,实现农民现代化,在农村这样的山沟田野里,在农民这个范围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必须借助于城市化,使农民市民化。因为城市是现代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中心,是现代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代表.农民走出封闭落后的山沟田野,进入开放的现代化的城市,使其接受城市文明,进而接受现代文明,经过城市文明的洗礼和现代文明的熏陶,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言行举止和竞争意识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方方面面会产生质的飞跃。另一方面,农民市民化能优化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享受健全的教育,科学,文化和卫生设施,有比农村优越的环境;能使居民享受比较富裕的物质生活和健康,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能接受良好的科学,文化和社会文明,从而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所以,农民市民化是农村的真正的希望所在,是国家的希望所在,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

(四)农民市民化有利于土地等自然资源保护,改善生态脆弱地区的土地生态环境,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由于土地资源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系统的重要载体,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对保持区域生态系统平衡,进而保证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资料显示,东北地区农业生态系统近200年的演替历史,几乎超越了中国其他地区3000年的演替历史,退化速度惊人。例如,整个东北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亿亩以上,占总面积的12%左右。其中,东中部地区以水蚀为主,西部地区以风蚀为主。水土流失对东北区商品粮基地建设影响很大。为了追求高产,人们通过增施化学肥料来维持农业生产,造成黑土长期重用轻养,原来高产的黑土地,现在有相当部分已经变成了中、低产田。另外,工业“三废”的排放、城市垃圾的大量占地,农药、化肥、除草剂的污染造成了大量农药、化肥残留在土壤中,也不同程度地破坏了土壤的理化性状,可耕性越来越差。与人口城市化的本质区别在于,农民市民化过程不仅是一种人口就业结构的转化,更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现代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化。农民市民化有利于土地等自然资源保护,改善生态脆弱地区的土地生态环境。

三、我国农民市民化的途径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农民市民化的三种途径

1、小城镇发展与农民市民化

大量的农民在自然村落逐步向城镇聚合或转变是农民市民化的一个重要模式。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大型企业的带动是这一模式的主要贡献者。20世纪80年代初,小城镇以较快速度发展起来,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非农产业的兴起、政策体制的导向。小城镇模式非常适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劳动力资源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小城镇的优势。

乡镇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所呈现的生命力是相当令人鼓舞的,当时乡镇企业每年以30%40%的速度发展,1987年,在农村社会总产值构成中,它的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正是在这个浪潮的涌动之下,一批又一批的传统农民进入企业干起了过去工人阶级的工作,逐渐开始从农民人口中分化出来。最早分化的,是农村中的私营企业主,这些人也成为了改革后出现的一个新兴阶层。第一家私营企业是在农村创办的,到1987年,80%的私营企业办在农村。1992年后,这些发展到相当规模的企业都开始向城市转移,于是一部分私营企业主从居住地经济实力、生活方式以及明确的户籍身份都逐步城市化。因为乡镇企业向中心城镇集聚、集中的过程,必然带动周围农村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不断地从农村中分离出来,向中心小城镇集中,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可以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以“离乡不离土”的发展乡镇企业的方式吸纳了农村1.3亿劳动力而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然而,这种转移趋势的局限性已经凸现出来。

2、农民工的城市化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农民流动的政策环境越来越宽松,特别是粮油政策的变化,为农民工进城提供了可能。于是农民市民化又有了一种新的模式——农民工市民化。众所周知,民工潮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现象,特别是1992年后经济走出治理整顿时期,城市经济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每年春节过后民工出门由此演变成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现象。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12亿,其中属于离土离乡进入城镇在二三产业单位打工的农民工约为8千万人。在有些行业、有些地区的二三产业的职工已经主要是农民工。一般都将在城市里务工的农村人口称为农民工。农民来到城市当建筑工人,捡破烂维生,摆摊卖菜,送水,当保姆。由于这些工作不需要更高的智力活动主要是力气活,粗活,脏活,常常成为农民打工的首选,但在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和福利的条件下,这些工种可以说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工伤事故,拖欠工资,缺乏劳动保障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更因为不平等户籍制度的存在,很多人即便在城市辛辛苦苦务工多年,可从来不敢奢望有朝一日获得平等的居民权利,心安理得地生育、工作以及受教育,所有在这些人身上表现出切切实实的漂泊感以及身份的分裂特性。

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有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目前相当多的农民是在做城镇工人的工作,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转变成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在城市有了“家”。有关部门正在尽快制定具体政策,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入城镇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防止变换手法向进城就业农民及用工单位乱收费,及时兑现进城就业农民的工资,解决进城农民劳动条件差、子女入学难等问题,并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在一些地方,进入企业工作的农民,在离开土地的同时就地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所有这些都为农民工进城居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农民市民化的一个重要模式。

3、城市近郊的农民市民化

城市近郊在城市化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的时期,一直保持着农耕或与城市生活相关的经济作物的生产形态。尽管从生产方式上看农民依托于土地生存,但由于与中心城市存在地缘上的交通关系,因而生活方式上已濡染了市民的习惯和心理。他们的心态有别于真正的乡村农民,在信息、认识程度、交往关系方面大大城市化了。一旦城市改造的进程加快,那些边缘地带的城郊乡村很快被都市新区的规划所改写,通过征用土地,修建道路设施、开发新项目、改变土地用途,土地上的农户也在签订一系列的补偿合同,落实相应的政策,并获得土地费、青苗费、农转非费、房屋补偿费等赔偿之后,身份也就从农民转变为了城镇居民。这似乎是近郊农民市民化具有普遍性的方式。但是,由于城乡间体制以及制度的长期壁垒和政策上的缺陷,土地征用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农民自身的思想观念,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等方面的不适应,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缓慢。

20世纪80年代,全国新一轮的城市化热潮开始以来,城市的扩展和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使得近郊农村土地被大面积征用,不少农民因此就地转变成了城镇居民,成为农民市民化的主要模式之一。

(二)我国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

1、作为农民市民化主体的农民自身素质不高:观念落后,知识技能缺乏

农村中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带有浓厚的“小农意识”,注重于传统的经营活动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模式,认为农民就应当靠种田吃饭,对外出打工的作用和意义认识不足。另外他们习惯于农村的生活方式,不愿背井离乡在他乡居住。“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这些传统的偏见陋习还根植于农民的观念中,使他们固守在农村。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以必要的人力资本为前提的。农村的基础教育大大落后于城镇,导致城乡之间劳动力的素质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到城镇的迁移劳动力,其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69年、9.34年和8.66年(蔡昉,2006)。调查结果显示,65.6%的进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为初中水平,全部进城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只有8.2年,79.0%的进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水平,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仅占3.5%。在农民工收入中,教育是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小时工资就增加约6%(高文书,2006)。较低的文化素质难以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且由于知识技能缺乏,使得当前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表现为工资水平低、劳动时间长、工作稳定性差、劳动保障严重缺乏,非正规就业的色彩浓厚,都制约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2、制度制约是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重要阻碍因素

影响农民市民化的制度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户籍制度。由于历史的原因,户籍制度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一条人为的身份和待遇鸿沟。中国的城市户口是一个难得的身份象征,农民进城工作甚至常住城市,但仍然属于流动人口或暂住人口,在统计上一般不作为城镇人口,而仍然属于其家乡的农村人口。虽然这几年户籍改革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但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对农民的入籍门槛设置依然偏高。有的规定了文凭学历条件,有的规定了进城投资或购房的最低资金量等等,使许多农民在城市中尽管安家立业、立住了脚,但在城市工作生活了十多年也不能迁户入籍、获得城市市民的合法身份。二是社会保障制度。目前,进城的农民基本上排除在社会保障体制的覆盖层之外,城市人所享有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都与农民无关。有专家统计,农民与城里人的权利待遇差别多达40多项。三是农村土地制度。由于我国的土地流转制度还不完善,土地成为进城农民的一大阻碍因素,土地成为农民的“保命田”的同时,也牢牢地套住了农民。由于土地承包关系的存在,进城农民仍然是上缴农业税、村提留、乡统筹的主体。现行的土地制度显然也影响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影响了农民市民化的推进步伐。

3、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远远不能适应劳动力就业的需要,制约了进程农民的就业

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两者呈正相关系。一般情况下,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快、规模大,对劳动力包括对进城农民的需求量大,农民进城变市民进程就快。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但相对于广大农民进城就业的需要来说,目前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还远不能适应劳动力就业的需要。加上目前我国的就业问题具有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使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关系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呈现出复杂的态势,经济增长难以适应或者说跟不上就业的需要。因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正由粗放型加速向集约型转变,靠科技、靠管理、靠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越来越大,这就产生了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力现象,加速了对劳动力需求减少的趋势。还由于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化,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部分企业破产,部分企业实行资产重组职工下岗分流,这就使得工业企业就业总量增长进一步减慢,由此造成了近年来城市失业下岗人员不断增多,结果减缓了农民进城步伐,制约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4、城市市民甚至政府官员,对农民市民化认识不深透,存在着矛盾的复杂心理,甚至是种种思想误区,阻碍了农民市民化进程

我国政治制度安排所确定的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区别,造成了对农民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对进城农民缺少包容之心和宽广胸怀。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一方面提高了农民收入并带来诸多优越性;另一方面,在城市经济得不到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客观上缩小城市市民的就业渠道,压低了市民的收入,势必引起城市市民的不满。似乎城市中目前存在的较高失业率、犯罪率和工伤事故率以及城市环境的脏乱差等,都与进城农民相关。城市市民对农民的偏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政府的决策。更何况有的决策者自身也对农民市民化问题存在着矛盾的复杂心理甚至是种种思想误区,结果势必造成城市对农村的排斥,市民对农民的歧视,对农民市民化的冷淡,阻碍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四、和谐社会中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的策略

(一)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我国劳动力平均技术熟练水平不高,劳动力有效总资源不是很丰富。这样,一方面表现为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不相吻合,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较高质量的劳动力的短缺,劳动力剩余与短缺同在。从提高农民市民化的适应能力上看,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迫在眉睫。就要切实提高进城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劳动技能,可采取两条措施:一是要扩大职业中学和职业中专的比例。县域辖区是农民输出的主要基地,要调整县范围内的中学教育结构,优化压缩高中段?钠胀ㄖ醒В┐笾耙抵醒В筛栌呕菡叽窗煲慌爸谢蚪恍┢罩凶爸小6羌忧恐耙导寄芘嘌怠0哑笠蹬嘌怠⒆ㄒ挡棵鸥ǖ己颓恐婆嘌到岷掀鹄础8骷墩橹⒐婊⒐睦骼喙侔旌兔癜熘耙蹬嘌祷疃侔煲普固癜煲枵哂呕荩圆渭优嘌档呐┟窦捌渥优偈辗鸦虿皇辗选J菇桥┟裼傻ゴ康奶辶π拖蛑橇π汀⒓寄苄秃退刂市妥洹?lt;/span>

(二)在制度层面上求突破,尽快调整各项制度政策,加快农民向市民的转化

首先是户籍制度改革要有新突破。变农民为市民,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彻底打破户籍“坚冰”,对户籍制度进行全方位、大力度改革。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按照国际惯例,建立统一的、流动的户籍制度,即任何人只要在一地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就应有资格办理暂住或常住证,并依法拥有该市市民应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实现这一目标,当然需要有个逐步过渡的过程,我们可分步进行。改革的先后逻辑顺序是:先建制镇和县城,后到中小城市,最后到大城市和特大型城市。实际工作中应从各类城市的实际承受能力出发,赋予各市更大的自主权,按进城农民的不同类别的具体情况及具体人群,渐次开放户口准入。可试行以公民住房、生活基础(以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为依据)为落户标准的户籍迁移办法。其次是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要尽快建立覆盖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凡进城农民都要参加养老保险和大病统筹保险,农民工还必须加入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基金按照国家、单位和个人各出一部分的方法筹集,进城入籍的农民在同等条件下有权与城市市民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第三是土地制度改革要有新突破。根本途径是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土地流转制度,除了必须坚持农村土地由农户为主承包经营的制度,至少延长30年甚至长期不变的以外,应当允许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转包、出租、继承或有偿转让;或者作为资本入股,取得其应有的股权和红利收入。只有这样,才可使那些有可能不再以土地为生的农民逐步向城市转移,变农民为市民。

(三)全方位发展大中小城市,为农民市民化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 

要加快农民向城市转移的步伐,让更多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关键在于全方位地发展城市,扩展城市的数量和规模,为农民市民化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由于我国的国情,要顺利促成数亿农民变市民,不是只靠发展大中城市或者着重发展小城镇就能实现的,而必须实行大中小各类城市并举发展。许多研究资料证实,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是以规模发展为特征的,大城市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辐射效应远比中小城市大,提供的就业机会远比中小城市多。大城市的发展固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但不能忽略大城市拥有中小城市所没有的优势,我们没有理由和根据来控制大城市的人口与发展规模。我国城市化的实践也已证明超级大城市的发展既是可行的,也是能够实现的。在积极发展大城市的过程中,中小城市更应以特有的政策聚集人口,吸引人才,充分发展自己,加快扩大规模。在大中小城市并举、全方位发展中,我国农民才能以有序的方式,较大规模流入城市,实现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 

(四)转变观念,走出认识误区

目前,全社会对农民市民化还存在着种种陈旧观念和错误认识,认为农民进城是抢了城市人的饭碗,农民进城后会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紧张,会带来社会混乱.有一些地方为此对进城农民采取清,赶和堵的办法,甚至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收容遣返,市容整顿等方式,减少外来人口。因此,必须通过政府文件,党报党刊以及电视,电台等各种途径,大力开展宣传教育使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加快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对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力过剩,产品没有市场,过多的农民滞留农业,不仅农民没有其他就业机会,收入下降,形成了农村市场增长缓慢,相对萎缩,城市工业品销售困难。只有通开城乡,加快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才可能加强劳动力市场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民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为城市工业品开辟广阔市场。

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里,只有通过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使大量农民逐步进入城市和小城镇,把大多数农民转变为从事非农职业的城镇居民,使留在农村的农民拥有更多的生产资料,农村生活方式改变,农民能够安居乐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社会和谐。

 

(作者: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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