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整版关注 “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理论、趋势与比较”国际学术会议

 

 

近日,由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江苏高校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举办的“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理论、趋势与比较”国际学术会议在线举行。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等海内外高校和学术机构的知名专家应邀参会,共同就城镇化的基本理论、中国城镇化未来趋势、世界城镇化前景等问题开展专题研讨和对话交流。


建设面向未来的城市需科学驾驭好城市化进程

城市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类社会和经济活动集中地。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城市化未饱和),只要发展不停滞,城市化也不会停滞,而且还会有更多的人口持续涌入城市。不过,鉴于人口过度集中会带来一系列的城市治理难题,我们在建设面向未来的城市过程中,必须驾驭好城市发展进程。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未来的城镇化发展中要科学做好前瞻式安排,努力打造以人民为中心、更加公平的城市环境,使人民精神生活更丰富,城市发展更人性、更包容,更绿色。

为此,我们一定要坚持系统观念,将规划作为驾驭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工具,统筹处理好城乡关系、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关系、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及其他方面的关系,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

侯永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聚力推动“以家庭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城镇化的驱动力进一步发生变化,不少农民工从发达地区回流到家乡就业,跨省农民工回流趋势加强。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农民工出现了就业半径下降的趋势,但本地农民工的就近就业范围却有所扩大,从“乡镇”延伸到了“县域”。

调查发现,农民工回流现象的背后原因有二:一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引力”;二是“举家城镇化”成本高昂的“推力”。然而,农民工回流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错配。从中长期来看,农民工回流和“机器换人”互相强化,劳动密集型岗位面临永久性下降。该群体的绝对收入很可能会因为回流以及原有就业岗位被机器永久性替代而下滑。

因此,我们必须要正视农民工回流带来的隐忧,从“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升级为“以家庭为核心的城镇化”。短期之举,应消除信息不对称以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错配;中期而言,应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协同共振;长远来看,必须推动“以家庭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卓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借助“三角”模型,构建均衡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构建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我国公共服务向着更加完备、更高水平发展,是新时代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大命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其中,“均衡”是治理之方,是制度供给能力的源泉。公共行政应始终把寻求效率和公平的均衡作为主旋律,不断增进公共性制度供给。鉴于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产城互动、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均衡发展的城镇化,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可以借助治理的能动性来解决城镇化在户籍、教育、社区服务等方面的权益有限性、供给稀缺性与需求的强烈性之间的矛盾,进而实现“同权化”制度改革和均衡化治理。

实践中,我们可以根据均衡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所内含的公共服务结构性制度均衡、运行性制度均衡和保障性制度均衡的逻辑关系,构建等边三角形模型,进而分析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均衡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制度框架、政策工具和工作路径。

高小平(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

大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近些年,国家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规划,为我国未来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方向、明确了要求:从核心理念看,更加彰显“人的城镇化”的丰富内涵;从空间布局看,更加顺应要素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从承载载体看,更加聚焦城市群和县城两个关键载体;从路径设计看,更加凸显绿色集约可持续的发展导向;从根本要求看,更加突出守住安全底线的刚性约束;从目标导向看,更加重视突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难点。

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应把县城作为重要载体,紧扣千方百计增加县域人口这一前提,抓住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强化公共基础设施配套这一先手,推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重点,深化城乡融合发展这一探索,扭住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这一关键,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激发城镇化建设活力。

孙志高(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扩展城市权,建设包容性更强的城市

人口在城乡关系中、区域关系中的流动不仅受经济转型驱动,还会带来公共生活和公共治理的变化,进而带来相关权利的重组。这也就意味着人口流动与权利实现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城市权为外来人口落脚城市、实现向上流动、分享发展成果提供平台,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和城市包容性。

就建构意义而言,城市权具有准入性和可携性两种存在形态。准入性关乎城市权的广度问题,反映了城市管理者对落户人资格的最低期望。可携性则是反映区域一体化的重要风向标,关乎城市权的深化问题。城市权的两种形式受不同制度安排和政府层级关系的制约。城市权准入性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城市身份而遭遇的权利障碍,城市权的可携性则受限于区域统筹级别和权利异地转接产生的区域利益博弈。

从这两层关系来看,扩展城市权,建设包容性更强的城市,一是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扩大城市权的准入面;二是要构建横向政府间成本分担合理性的体制机制,提高城市权的可携性;三是要以提升权利区域统筹层次为导向,优化城市权扩展的实现机制。

张力(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

强化风险防范,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当前,从计划管理、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现阶段业已形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为创造社会长期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对社会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但长期以来一些地区的社会治理工作却更多处于被动的应急应对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理绩效的整体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仅需积极应对灾害事故等传统公共安全事件,妥善化解伴随经济社会结构变革而来的各种社会矛盾,还面临着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以及城市化数字化催生的新型社会治安风险,社会治理任务艰巨而繁重。越是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越是要更加注重强化社会治理的风险预防或主动引导导向,要以社区治理、矛盾预防为重点,着力让治理理念更加普及,让政府兜牢治理底线,让人民成为治理主角,让治理的服务基础更加坚实,让财政引导作用更好发挥,让教化传统得到更好传承,让数字赋能效能充分释放。

王伟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公共管理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共同富裕是破解“历史周期率”的第三个答案

借助“历史周期率”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共同富裕”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及其紧迫性和艰巨性。

共同富裕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遏制吏治腐败和贫富悬殊是打破“历史周期率”的关键。百年来,勇于自我革命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和最大的政治优势。由人民来监督政府是党保持长期执政的外因,刀口向内、刮骨疗毒的自我革命是党保持长期执政的内因。作为破解“历史周期率”可能的第三个答案,“共同富裕”旨在通过尽力而为和有所作为,在高质量发展和共享发展中,同时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如果说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是在政治领域发力,那么“共同富裕”则主要作用于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有助于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也就是借助收入分配的公平,既成功避免两极分化,又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

沈利华(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行政学院学报》主编、教授)

整合性框架构建是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

县域是当前我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单元与功能载体。支撑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不是片面地强调城市或乡村的某一个方面,而是需要两者的共同融合与发展。其根本目的既不是消除乡村,也不是推动乡村向城镇的过度集聚,而是通过以城带乡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要素从县城向周边乡村的扩散。即,通过发挥县城的辐射作用,重塑新的城乡关系与社会结构。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分析出发,立足县域范围内城市和乡村两大系统的互融互通,推进空间、要素、产业和服务四大关键领域的融合,遵循发展和治理的行动逻辑,构建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是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实践中,应结合县域特质及城乡融合机理,从全领域维度构建一体化的城乡空间格局,从全周期维度构建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从全链条维度强化城乡产业间的关联性联系和互补性联系,从全方位维度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共享。最终,基于整合性框架的建构以及实践路径的探究,构建新型的城乡工农关系。

袁方成(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探索新型村落共同体的整体重建

随着中国式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加速推进,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尽管顶层设计越来越强调城乡之间的统筹发展,然而这种城乡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统筹如何达成,却是一个长远的实践课题。

对此,我们需要一个“一体两面”的实践工程:一方面应当尽可能减少“不完全的城镇化”,借此解决村民与村落之间因被动型、过渡型融合而引发的相关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一种与单纯的行政建制或者物理空间上的村落再造不同的新模式——新型村落共同体的整体重建。这种整体重建既包括了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中用以处理城乡关系,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新规划与新政策,也包含了融合宗族、血缘、道义、行政等多种因素为一体的实践努力,是一种外在空间结构与内在行动、人文社会和自然环境共生发展的新型共同体。在这种新型村落共同体中,城乡之间应在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保留各自的独特属性,村民与村落能够达成更多的积极融合,从而最终实现城乡的共同繁荣与中国式城镇化的新发展。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政党引领“三轴驱动”下的中国式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应通过何种发展路径生发出来?基于历史社会学视角,构建政党引领“政府-市场-社会”三轴驱动下的中国式城镇化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领导力量,从根本上引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方向。计划经济时期,党领导国家以安全导向的政治逻辑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镇化作为工业化发展的附带性产物出现,市场与社会的缺位容易造成逆城镇化现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将市场要素引入到城镇化进程中,以效率为导向的市场逻辑带来了中国东、南部地区的快速城镇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只顾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的不当倾向“抬头”;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强调“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公平为导向的均衡发展逻辑将社会发展带进了城镇化的新进程,最终构建起政党引领“政府—市场—社会”三轴驱动下中国式城镇化发展道路。

张晨(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骨干研究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就近城镇化是中西部地区的现实路径选择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推进就近城镇化是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要求和现实选择。从国家战略要求层面看,国家提出“三个一亿人”的重要战略举措,其中“一亿人”是“引导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从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现实发展来看,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发展质量相对较差、异地城镇化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进就近城镇化,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实现社会经济跨越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

基于此,我们选取12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就近城镇化率、就近城镇化年均变化率、就近城镇化优势空间单元、就近城镇化空间演变类型划分等测度方法,系统剖析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空间类型分异特征。研究表明,中西部城市群应遵循城市群内部人口集疏规律,进一步提升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推进市域中心与县域协同发展,努力构建中心城市引领、县城支撑的网络化城镇格局。

汪德根(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骨干研究员、金螳螂建筑学院教授)

借助数字化转型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尽管“全球城市”理论已经成为当今城市研究领域公认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但范式化的“全球城市”政策路径并不完全适合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客观国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结合“中国背景”,与时俱进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具体到新型城镇化建设,鉴于实现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构建新的城市治理形态,是提高未来城市治理水平的必由之路,实践中可以将全球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作为贯穿其中的重要路径,加强数字联通、服务、文化和可持续性这四个数字城市指标建设。

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国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对此,我们必须把握好以人为本、打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坚持数据开放、研发算法技术、维护数字公平与数据安全等几个关键因素,把数字化转型和城市建设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发展格局不平衡、城市发展潜力不充分的问题。

徐翀(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骨干研究员、社会学院特聘教授)

构筑有效防范化解县域社会风险的公共治理体系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县域城镇化是以“人”的权益保障和发展为基本考量的整体性社会进程。县域城镇化的过程需要面对“乡村性”向“城市性”转变及其复杂互构所引发的社会结构紧张。伴随规模性人口流动,大规模的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多要素迁移同步发生。同时,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转换、村治结构重组、乡村文化认同重塑与社会秩序的重构虽同时发生但并非同步进行,如此便带来了多重维度上“乡村再生产”的诸多难题风险的如影相随。

那么,如何有效防范和治理县域城镇化进程中的各类风险?一是精准识别县域城镇化的叠加风险,包括生存性风险、发展性风险、价值性风险和秩序性风险;二是深入剖析县域城镇化社会风险生产过程及转化机理,尽早防范或切断风险生产链条和极化环节;三是构建县域城镇化社会风险深度治理机制,重点围绕人的发展需求,形成县域城镇化全生命周期的社会风险公共治理体系,构筑系统发展思路和长效机制。

黄建洪(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骨干研究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因地制宜补齐城镇化发展短板

随着我国的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城镇化潜力更多体现在那些发展不是很充分的地区,尤其是那些已经具备一定基础且具有较大增长潜力的中小城市和县城。

今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提升县城发展质量,更好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和县城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尊重各地发展实际,统筹生产、生活、生态、安全需要,因地制宜补齐发展中的短板变得至关重要。

与大中型城市相比,当前我国中小型城市和县城普遍面临“生活舒适性不足”和“地方品牌化乏力”问题,这使得中小城市和县城通常不会成为农民进城的首选之地。这也意味着,随着发展逐步从“外源式增长”迈向“内生式增长”,中小城市和县城在与大城市分工协作中虽迎来了很多新的发展机遇,但其自身能否形成舒适有效的物质供给?能否打造出富有魅力的城市场景?能否建立起富有文化底蕴和特色的地方品牌?都将直接关乎其城镇化的成败。

周永博(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骨干研究员、社会学院教授)

辩证理解中国城镇化中的“两基—多维”模式

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社会经济发展现象,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对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意义重大。

从类型上看,中国城镇化有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之分。从就地城镇化的实现路径来看,主要包括通过发展乡村工业实现农民非农化、通过发展小城镇与特色小镇实现农民就地就近转移、通过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实现农转居。从异地城镇化的实现方式来看,大体可以分为整体嵌入与分散嵌入两大类。整体嵌入是指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依托原先的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聚居方式。相对于北京“浙江村”与苏州“打工楼”这种整体嵌入方式,大多数农民工还是以分散的形式或独自一人或与家庭成员一起栖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辩证地看,城镇化的两种模式中一方的不足正好是另一方的优势所在,或者说可以通过另一方克服和弥补,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因此,中国未来的城镇化道路要在坚持“两基”的基础上,实现“多维”发展之路。

叶继红(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骨干研究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建设美丽乡村必须补齐“文化”短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重要着力点之一,需要在经济、生态、文化等领域全面发力。其中,乡村文化建设是美丽乡村的基因血脉,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和经济水平的提升,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迅速增长,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的特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美丽乡村,亟需聚焦补齐乡村的文化建设短板,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在健康丰富的文化活动中有效引导农民摆脱精神贫困、充盈精神生活。

一方面,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对于切实保障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农民对于自身全面发展的追求,提升农民的精神风貌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根植于乡村,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对于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留乡村原有乡土气息、彰显各具特色的人文历史底蕴也极为关键。

宋德孝(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骨干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以新的文明理念指导构建城市新样态

按照人本主义城市学家的观点,“城市病”是现代性问题的外化体现。不过,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卡斯特、索贾等思想家从“资本主义自身的空间修复”这一视角指出,城市化是当代全球化的实质,当城市社会取代了以往工业社会的决定地位,城市空间就成了当代资本主义自我修复的主要途径。这一理论在现代性的视域下展开,更具有批判性与针对性,且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开辟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视角。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城市病的根源在于资本化空间对于日常生活空间的侵占。因此,围绕着城市空间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抗争将成为未来革命的焦点,即“城市权利”。

事实上,对于城市病的批判应该是对于现代性文明形态及其未来可能新文明形态的反思。无论“城市病”观点还是“空间修复”视角,如果说城市病了,我们必须反思使其致病的文明“病根”。作为“修正”,或许到一定程度之时,以新的文明理念为指导构建的城市将替代今天的城市样态。

车玉玲(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骨干研究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