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双跨家庭支持下的中国城市化治理韧性

刘向东

“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产生不稳定。”在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犯罪率攀升、贫民窟、街头暴力等问题频发，甚至遭遇治理失序与政治动荡。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实现了城市化高速推进与治理有序、政治稳定的兼顾。面对这一“中国例外”，既有政治学研究从国家视角强调以城市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基础权力对中国城市化的积极贡献”。本人及研究团队持续进入田野，发现城市化主体的特殊性构成“中国例外”另一侧面：“新三代家庭”的跨城乡分布格局持续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治理韧性。

与西方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主体既不是独立个体，也不是年轻夫妻的核心家庭，而是包含父母、子代和孙辈在内的“新三代家庭”。而双跨家庭是“新三代家庭”应对城市化所演化出的一种特殊形态。其核心机制是半城半乡、半工半耕、恩往下流、合力进城；直接表现为三代家庭成员跨城乡空间居住、工作和生活。这既包括第一代农民工离乡进城打工，寄钱回家供子女读书生活，老人和孙辈形成农村隔代家庭的形态；也包括父辈子代合力买房进城后，农村父母为照顾子代家庭，成为老漂族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家庭形态。

首先，“家庭本位”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流动是现代社会的本质属性，但人口大规模流动蕴含着城市治理风险。第一代农民工并无城市生活经验，早期的城市政府亦无应对大规模人口流动经验，而系统且完备的城市治理体系的建立尚需时日，但农民工集中的城市并未发生社会失序，一种隐性力量在维持农民工“有序流动”。农民工联系最密切、最牵挂的是家人。无论早期的通信、长途电话，还是现在的视频语音，报平安最重要；而打工挣钱寄回家也成为农民工最重要使命所在。所以，家庭伦理规范约束着农民工的打工生活，使其不仅不触碰法律底线，而且尽量避免与他人冲突。同时，他们选择把城市打工中的辛劳、忍耐或挫折当作个体的经历和故事向家人倾诉，成为为家庭操劳和贡献的家庭伦理话语的一部分。于是，农村家庭不仅是把劳动力输入城市，而且也把家庭伦理本位一同输入到城市，成为农民工自我约束的核心伦理。这种以家庭本位为起点自发建构的社会规范，可能比城市法律秩序更保守、更安全。所以，中国式人口流动不是个体式的无序流动，而是“放风筝”式的“有序流动”。风筝线的一端是农村家庭，是秩序源头，核心是家庭伦理，另一端就是城市治理秩序。

其次，双跨家庭有助于降低社会纠纷治理成本，消解群体性事件风险。各国城市化进程显示，易遭受城市化风险的个体，会迅速阶层化，个体困境转化为结构性矛盾，并以激烈的群体性事件爆发出来，甚至引发城市社会治理失序。家庭本位下城市化人口的行为逻辑不可能规避所有风险和冲突，但田野发现，家庭本位伦理可进一步降低社会纠纷治理成本，减小群体性事件风险。家庭本位让农民工形成一套指向家庭生活的、非常具象化的看待、建构和处理城市化风险的话语逻辑和行为方式，极少把问题抽象化或结构化。这一指向生活的话语逻辑和行为方式为政府综合调解的介入提供了巨大缓冲空间。

再次，农民家庭进城买房成为地方财政的有益补充。国家基础权力实现依赖强大的财政支持。中国快速城市化下的治理有序和政治稳定依赖于强大地方财政支持下的公共服务、治理政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而农民进城，也成为购买城市商品房的重要群体。但农民进城买房大多不是个体行为，也不是年轻夫妻小家庭行为，而是父子两代合力的结果，年轻人买房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农村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所以，农民进城买房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城市土地财政的有益补充，使得城市政府能够持续完成和更新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城市综合治理体系落地以及普适性公共服务的系统建设。家庭代际合力买房，子代获得城市居民户口，进而享有城市公共服务，更利于农民家庭的长远发展；而从宏观政治层面看，则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化设置的完成。从结果上看，城乡家庭合力买房同时促进了城市化中的治理秩序和经济发展。

最后，城乡双跨家庭机制为城市秩序兜住底线。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更易受到经济波动影响，引发大规模失业、家庭破产和解体，进而滋生城市犯罪、贫民窟等城市治理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城乡双跨家庭的存在可以为城市化秩序兜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东南沿海城市一些工厂倒闭，考虑到城市生活成本，失业农民工选择回到农村搞农业生产，城市社会秩序稳定过渡，与经济危机时期的西方城市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同样当城市政府为了产业升级或城市治理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和收紧城市管理，进城务工人员也选择暂返农村老家。此时农村家庭事实上成为他们在物质、精神和生活上的底线保障和退路，为城市秩序兜住了底线。此外，在已经进城的子代家庭生育与抚幼时，农村父母也会变身“老漂族”，往返城市子代家庭和农村老家之间，为子女带孩子和干家务；在子女职业波动、需要生活帮助等时刻，农村家庭依然是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些极大缓解了子女特殊时刻在资金和时间精力上的压力。子代城市家庭难免因经济周期或者个体因素发生危机，但农村家庭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子代家庭渡过难关。因而在城市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持续建设过程中，城乡双跨家庭机制可以持续为城市兜住秩序底线，提供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