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与城市转型：《苏州日报》第三次刊登我校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的系列研究成果
目前，苏州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拐点，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语境下，如何把握科学把握当前形势，科学定位苏州未来发展方向，是摆在苏州人民及苏州各级领导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应苏州市有关部门邀请，组织专家再次就新形势下的苏州科学发展与城市转型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完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分别从苏州城市发展的总体方向、发展现代服务业、传统产业升级、循环经济建设等方面对苏州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转型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编者按
最近，全市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动员大会提出，目前苏州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重大拐点，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要把发展创新型经济作为建设“三区三城”的先导和支撑，把建设“三区三城”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总方向和落脚点，努力抢占发展的制高点，致力增创新的竞争优势。这是苏州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新型城市化的基本框架。我们组织部分专家学者，在深入学习有关精神的基础上，就我市经济转型升级问题作以下探讨。
从“内聚型”走向“辐射型”
□陈 忠
在以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人们总会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的面对始料未及的困境、问题，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目前还处于过程中的国际全融危机，又一次让人们感受到选择的艰难。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以国际金融危机为表现的本轮“世界经济结构深度大范围调整”有可能启动世界政治社会文化总体格局的新一轮调整，并可能推动诸多国家进入“发展阶段的重大调整期”、“发展结构的重要转型期”，并客观上成为具有敏锐眼光与卓越能力的发展主体调整自我、提升自我的重大机遇期。对一个具体地区、发展主体而言，能否辩证的理解与转换风险与机遇，能否科学、准确地把握结构调整、阶段转换的方向、规律、节奏，能否及时、主动、自觉、创新性地转换发展思路、调整发展战略、更新发展行动，将从根本上决定这个地区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繁荣，深层决定这个地区、发展主体在全国乃至全球发展格局中的未来地位、未来命运。
改革开放30年来苏州的发展史，也就是苏州人民不断迎难而上、自主创新的历史；也就是苏州各级领导审时度势，自觉实践科学发展，紧紧抓住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乡镇企业、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与完善市场体制、加快城镇化建设等重大发展机遇，辩证转化世界格局变动、亚洲金融危机等困境，不断推动苏州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历史。可以依据以上探索过程，把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的发展细分为若干阶段，但总体上，苏州走的是一条“内聚型发展”的道路。“内聚型发展”的主要特征是，资源、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不断向一个地区聚集。应该肯定，“内聚型发展”对苏州曾经具有并仍将具有重要意义。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任何发展模式都有其限度、极限。“内聚型发展”受到土地承载力、生态承载力、文化承载力、制度承载力等的综合制约，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单纯的“内聚型发展”将无法支持一个地区的持续发展。当一个地区的土地等综合承载力日益递减时，以资源汇集为特点的“内聚型发展”将不再能保证这个地区的可持续繁荣。未雨绸缪，提前转换发展思路，自觉推动发展阶段转换，就成为一个地区实现可持续繁荣的重要选择。
所谓“辐射型发展”，也就是把自身已经发展成熟并富集的管理经验、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等主动向其它地区转移、输出，通过金融、管理、人才、企业等的“输出与控制的统一”在其它区域培育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实现自身实力的新积累、新提升。从“内聚”走向“辐射”，是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先发国家已经走过或正在经历的阶段，在一定意义上，苏州工业园区正是新加坡采用“辐射型发展”战略的一个成功案例。“辐射型发展”的深层依据，一是资本的“逐利”与“向外走”本性，一是具体地区的综合承载力的必然有限性。
对苏州而言，实现保增长与促转型的统一，一方面，需要继续挖掘“内聚型发展”的潜力，开发自身吸纳、汇聚各类生产要素的综合潜力；另一方面，也需要自觉、有计划的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内聚型”向“辐射型”的转换。正如
当然，苏州未来“辐射型发展”的目的、形态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如何在推进中制约资本的自私性、逐利性，具体实现输出地与输入地的双赢有待探索。或许，可组建股份制的“苏州集团”以市场化的方式专业从事“辐射型发展”，通过资本运作、人才输出、管理输出等方式在其它地区与当地企业、政府等合作开办苏州工业园区。虽然具体方式我们无法抽象预设，但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全面或在一些关键领域做到“设计在苏州，生产在外地；总部在苏州，企业在全国；理念和资本在苏州，园区在全省；家在苏州，创业全世界”，那么，苏州经济增长模式就真正实现了结构性转换，也就名副其实的成为了改革开放示范者。
克服成功者的发展惰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跳出苏州看苏州，走出苏州发展苏州，面向世界繁荣苏州”，统筹传承与创新、外延扩张与内涵建设、当前成绩与持续繁荣，正确处理“内聚型发展”与“辐射型发展”的关系，自觉推进发展模式转换，将使苏州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跃上一个新的平台。（作者系苏大中国特色城镇化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现代服务业：苏州转型新引擎
□段进军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苏州市利用外资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创造了“苏州奇迹”。外向型经济有力地推动了苏州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产业结构也得以快速提升。但2007年底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发新一轮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无疑为苏州市进一步发展提供一次全新的机遇。
近年来，各国各地区都将吸收服务业的外国资金和技术放在重要位置，在世界范围内，流向服务业的投资占到国际直接投资的55%左右。虽然苏州的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在全省、全国都名列前茅，但服务业在引进外资中所占比例不高，发展潜力巨大。根据统计，2008年1月-11月，全市注册外资、实际到账注册外资中的1/4属于服务业项目，分别比上年同期高出4个百分点和11.4个百分点，服务业项目共计488项，实际到账注册外资19.76亿美元。据介绍，服务业利用外资发展最迅猛的产业主要集中在新兴产业，比如服务外包。目前，全市服务外包产业链初步形成。2008年1月-11月，全市新增服务外包企业400余家，服务外包从业人员2万人，注册外资1.12亿美元。截至2008年11月底，已有5家全球百强服务外包企业落户苏州，各类服务外包企业共计820余家。同时，全市交通运输业、软件业、批发零售业等现代服务业实际到账注册外资增长率均超过300%，科技和技服类实际到账注册外资增长率120.5%。因此，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对于不断地优化和调整外资引进结构，以及对深化苏州市对外开放亦具有重要的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分工与专业化逐步深化。这一现象被杨小凯称为“分工经济的网络效应”。服务业是经济的黏合剂，是便于一切经济交易的产业，是刺激商品生产的推动力。”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作为工业化过程中产业演进的一个重要特征，必然带来交易方式与交易技术的变革，从而不断减少市场交易中的外生交易费用。这中间，商业服务业与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在人类的社会交易方式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的公共服务的发展则对减少内生交易费用起到重要作用。纵观苏州市过去经济的发展，基本是建立在资源的高投入的基础上，外资对苏州的投资也主要看中廉价的生产要素，今后随着生产要素价格的进一步提升，苏州制造成本将进一步加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要提升苏州的竞争力，就必须立足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降低商务成本，因此，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对于苏州的持续发展，对于不断提升城市竞争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目前，苏州市大力发展服务业，总体上包括两类服务业，一类是消费者服务业，如零售、餐饮、娱乐、旅游、体育、旅店、家政服务等，它们的特征是属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居民生活需求密切联系，进入退出的壁垒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比重不断上升，将推动消费者服务业的不断成长。另一类是生产者服务业，包括邮电通信、交通运输、广告信息咨询、企业服务业，其特征是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含量，产业关联度和要素生产率较高，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根据现代城市化的内容，在城市发展的服务业应该有明确的重点，这就是生产者服务业。金融服务、企业服务、信息服务、市场服务成为服务主体，使城市具有较大的生产服务的功能，其中包括市场功能，信息功能，金融保险等通信等方面的服务功能。这是苏州市今后重点发展的。苏州市就业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方面要是提高总的就业量，但更为重要的是调整就业结构，发展第一类消费者服务业可以满足扩大就业量的要求，发展第二类的服务业对于调整就业结构，提升劳动力的档次，集聚高素质的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
城市化发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另外，是功能意义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对先进生产要素的集聚，这是苏州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国外许多城市发展已经明显表现为功能的服务化。美国著名学者卡斯泰尔斯把当代信息经济归纳为由“流的空间”组成的网络型社会，他赋予了城市发展动态和联系的内涵，从而将城市理论向前推进一步。这就要求苏州市发展模式在理念上应该考虑，从存量中心向流量中心转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产业构成上，现代服务业正在超越制造加工业；城市建设上，以现代化交通、通讯为主干的基础设施成为城市建设投资的集中指向，传统的形态建设正让位于现代化功能建设；在价值理念上，人们正在从封闭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理念走向开放式的服务区域、全国、甚至是世界的经济理念。因此，苏州发展必须考虑将未来城市格局与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有机地结合起来，打造城市的商务CBD，这是苏州市未来增强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与其他同级城市之间进行竞争的主要立足点。（作者系苏大中国特色城镇化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