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30年改革开放的苏州，创造了足以让国人乃至世界注目的经济奇迹，那么，在经济受到外部需求、投资双重冲击的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在继续发挥积聚了2500年苏州文化特色发展优势的同时，蓄势和培育跃居于世界新一轮发展黎明期的新的“起飞点”？
发展地区：如何凝聚新的起飞点？
苏大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陈忠：“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更有可能适应变化，突飞猛进。 ”斯塔夫里阿诺斯，世界著名的全球史专家，在其《全球通史》中如是说。那么，在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苏州等我国发达地区的未来命运究竟如何？是正在进入失去优势的历史拐点，还是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就要到来时的新的“起飞点”？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本特利等全球史专家看来，发达与落后在历史长河中总是不断转换。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000年），中东曾经是世界上的发达地区，但这一高度发展的中心，在从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的转变中落后了。“正是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些比较落后的边缘地区，在古典时期有创造力的革新中起了先锋作用。”欧洲大陆的中世纪时期（公元500年至1500年），“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中国则是世界总体格局中的发达地区。全球跨文化交流时期（公元1500年-1800年）一直到革命和工业化时期（公元1750年至1914年），欧洲、西方则逐渐成为发达地区、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印度等则逐渐成为发展格局中的边缘区。
1914年以来，世界的总体格局进入新的转换期，西方的衰落、东方的再度崛起，成为新的历史课题。未来世界是否会形成新的发达—落后、中心—边缘格局，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其实，斯塔夫里阿诺斯、本特利并不认为，发达与落后、中心与边缘的转换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律，一个不可跨越的“发展陷阱”或者说“发达陷阱”。在他们看来，任何发达主体、文明中心地位的丧失都是有条件的。明朝以后的古代中国之所以从中心走向边缘，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在长期的繁荣与稳定中，形成了相对封闭、僵化、自大的体制、文化与心理。“相形之下，西欧人正由于自身比较落后，所以乐于并急于学习和适应外界”，不断进行体制、观念、行为的创新，最终使自身成为近代以来世界文明的重要中心。而1914年以后，西方之所以如斯宾格勒所说，开始呈现没落的趋势，也是因为西方在体制、行为、观念、心理等方面开始走向盲目自大。以自大、自满为特点的自我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导致西方呈现衰落趋势的根本原因。
综观全球文明史，发达地区落入“发展陷阱”、从发达转向落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有规律可循。既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改变，更由于主体自身的不足。发达地区落入“发达陷阱”的内因主要有：观念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心理上骄傲自满、盲目自大；体制上封闭保守、丧失活力；技术上陈旧落后、缺乏创新；行动上畏首畏尾、缺少决断。当历史条件、外部环境、显然特别是对潜在竞争者的实力比较发生改变时，这些潜在的落后内因，便会转化为显在的落后现?怠?lt;/span>
同样，从落后转向发达、从发展走向更好的发展，也是有规律可循。发展是全面的、系统的、多因素的，但任何一个主体要实现发展或保持继续发展，都离不开对“起飞点”的不断探索、不断凝聚。 80年代的乡镇企业，90年代的对外开放，新世纪以来的结构调整，苏南特别是苏州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区园经验，其精神实质就是开放、灵活、敢于创新、形成自己的“起飞点”。这些宝贵经验为我们探索新的“起飞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要我们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保持观念、体制、行为、心理上的开放性、发展性，善于学习、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确立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灵活的机制、进行更富有创造性的实践，就一定能够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为实现又好又快科学发展做出应有的更大贡献。苏州，正在凝聚新的“起飞点”。
关键词：规划
城市规划的“过”与“不及”
苏大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吴莉娅：城市规划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实践中，城市规划的“过”与“不及”同时存在，主要表现为城市规划与实际脱节，难以充分发挥龙头作用。
一方面，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使城市规划显得“滞后”。如《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确定2020年市域总人口800万人，2010年城市建设用地、工业用地分别为
另一方面，有的城市规划又过度超前，不顾实际情况打造国际大都市、科技城市，兴建大马路、大广场，如山东聊城建成
思想认识、工作程序和方法、规划实施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城市规划“过”与“不及”的存在。编制规划时，有的城市拘泥于过去的数据，就城市论城市、就行政区域论城市，对城市跳跃式发展把握不足；而有的城市又好大喜功，“拍脑袋”。一些城市把规划视为政府、专家的事务，没有按行业规程来进行规划编制。工作方法上，过分偏重定性分析或定量分析，没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城市建设中违法操作、 违规操作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谁在规划？”“规划什么？”“怎么规划？”“为谁而规划？”等是全球规划师和城市居民共同关注的问题。
苏州在推进“两个率先”中，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为核心，积极探索适应国情的城市规划理论，建立、完善相关法规，科学编制、有效实施城市规划，真正发挥城市规划在现代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中的统筹作用，实现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首先，完善行政、技术法规，为城市规划行政、编制、实施、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位规划为指导，科学编制城市、镇、乡、村规划。坚持科学的规划原则，即发展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全面协调可持续原则、统筹兼顾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坚持科学的规划思想方法，用复合发散、动态过程、弹性规划、引导性的思想方法指导规划编制。执行科学的规划工作程序、方法，“调查——分析——规划”，充分集中政府、专家、公众的力量，让公众真正参与到规划中，规划公众的城市。
再次，科学实施城市规划。依据行政合法、行政合理、行政效率、行政统一、行政公开原则，采用法律、行政、财政、经济、社会机制共同作用、相互补充，使城市规划真正发挥“龙头”作用。
关键词：指标
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基石与原则
苏大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马德峰：社会指标体系，可以准确而全面地展示发展的近期任务和中长期图景，给当前的现代化建设给予科学定位。同时，借助于指标数据的横向与纵向比较，可以准确衡量自身在现代化舞台上所处的地位角色，以及存在的薄弱之处。当我们认真思考显现的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背后，可以发现，其实质是反映一定时期人们对现代化本质的认识水平程度。提出或选择某一指标体系，往往就在实践层面认同一种对应的发展理念，而这正是我们构建指标体系的基本依据。
从以乡镇工业为依托的苏南模式崛起，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苏南模式创新，再到可持续发展之下的“苏州之路”，实践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科学发展观是创建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基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是对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的深刻变革，是在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对中国现代化的重新追问和书写。作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理念，它坚持以知识文明引导工业文明、生态理念引导人类发展、城乡统筹引导城市化进程、区域协调引导区域发展，不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引导、贯穿，进而设计苏州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必须坚持以下几点原则：
集中性与离散性的统一。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中，需要集中性指标和离散性指标的结合。集中性指标，是通过数据来反映国家或者地区在总体面上的集结情况。例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就是反映经济产出的集中性指标。而离散性指标与集中性指标正好形成互补，它反映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情况。显然，如果个体之间差异悬殊，那么，集中性指标也就失去代表性意义。因此，我们在考虑苏州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时，除引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标之外，可能还需涉及基尼系数等离散性指标。
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客观性指标是反映社会现象中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状况的指标，依据研究对象的自然社会属性，它主要说明客观现象是什么；而主观性指标是借助问卷、量表形式来表现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受、愿望、评价等。以幸福指数为例，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其幸福指数并不一定就高。换句话说，地区生产总值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程度的关键性指标，但决不能作为人民幸福程度的决定性指标。因此，构建苏州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亟需人本取向的主观性指标的引入。
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统一。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的设计，须遵循一套科学的方法程序。一旦它被加以正式确定，便具有相对稳定性，成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但随着国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提升，基本实现现代化会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指标体系因而具有动态性的一面，如指标的权重会发生微调，指标目标值的设定需要重新定位等。
指标体系是行动的目标和导向，事关全局，意义重大。通过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科学合理设计，内在融汇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率先发展的若干要求，我们认为，这将会更好地引领苏州市“两个率先”的伟大实践。
关键词：责任
公民成长：撬动新的起飞点。
苏大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导，苏州市哲学学会会长李兰芬：科学发展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嬗变，其意义和价值不仅在器物的革新中得到表达，更充盈于农民→工人→公民的身份转换过程。农业经济塑造农民习性，工业经济铸就工人品性；或者说是农民支撑着农业社会，工人创造着工业社会。依据历史的逻辑惯性，我们可以确信地预期，以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为时代背景的科学发展就将会、也一定会培育出具有主体独立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公共参与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的现代公民；或者说，只有当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国民、市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具备了现代公民意识，才能担当起撬动该国家、该城市科学发展新“起飞点”的历史重任。公民成长作为科学发展系统中的一个结构性要素蓄势着、培育着科学发展的内驱力和撬动者。
从公民成长看科学发展，或许能为苏州跃居于世界新一轮发展期寻找和集聚一种更具价值召唤和精神承诺的新的“起飞点”和“撬动者”。谋划公民成长指导工作，成立公民成长指导委员会，以加快公民成长进程，提升公民力量，将构成撬动实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新一轮战略的苏州工程。这个工程既是对《提高市民文明素质行动计划》（2006年“四大行动计划”）的深化，更是经济“先行”的苏州城市聚集新的发展优势的新起点。
公民成长在本质上是一项涉及国家与公民、市场与社会、权力和权利、权利与责任、权利的公平正当性，以及这种公平正当性的具体实现形式等极为复杂的社会?低彻こ蹋欢揖褪窃诠癯沙さ拿篮茫ㄉ疲┑募壑涤螅钊纾喝ɡ⒆杂伞⒚裰鳌⑵降取⒐⒉斡搿⒃鹑巍⑿腋５鹊戎湟部赡芊⑸逋挥朊埽鹤杂晌幢卮疵裰鳎裰饕部赡苁嵌宰杂傻南拗疲蝗ɡ幢嘏嘤鹑危鹑我部赡苁嵌匀ɡ目酥啤Ｔ诠癯沙さ募壑敌蛄兄校ɡ抟删哂杏畔刃裕癯沙び志荒苤褂谌ɡ穆恪?lt;/span>
权利的获得与保障取决于公民素养的全面成长。第一，权利的神圣性有赖于有尊严的人性基础，但人性是有缺点的，如自私、非理性等。对一个不善表达自己权利话语，或不善告诉外界事情真相的人来说，法律规定或天赋授予的权利形同虚设，恰如“沉默的羔羊”；当一个人对权利要求过多或者超越自己应有权利的极限，将会导致人际关系的恶化，灵魂世界的纷扰而丧失有尊严的生活能力。第二，公民有行为选择的权利，但是选择什么，如何选择，其价值指向就远不仅仅只是一个维权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他人权利、社会道义、美丑高下的社会公正问题，关乎人是否有尊严地活着的生命价值问题。第三，每个人都有存在的权利，但不等于每个人都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权利的确认和赋予只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权利确立之后，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权利、怎样获得权利和人又当如何对待权利的问题。任何观念的偏执都将不是完全的权利平等，或者说不能算真正的权利平等。
公民成长是从社会文化中，即群体的经验、知识和习俗中通过模仿、传播、学习和教育获得的能力，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才能表现出来。快速变化的现代化进程和传统文化的习俗语境，可能使公民成长遭遇着知识、信任和人力等资源的严重匮乏。如果说，回归和保障公民权利，是一个理论的和制度设计的问题，那么，公民成长的实现则是一个在社会变迁实践中，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社会治理和公民行动的联动过程。其中，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和先进的文化氛围，提高公民对“国家与公民、市场与社会、权力和权利、权利与责任”等等利益关系和责任边界的认知、判断和平衡的行动能力，以避免诸多因误解、偏执、失判而带来某些观念或行为上的“过”或“不及”等等公民成长中的烦恼和阵痛，是考验服务型政府执政能力的时代新课题。
当代中国正在走向：“公民成长的时代”。
关键词：政策
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与取向
苏大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叶继红：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主题。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福祉。当前，在发展的背景下,需要重新定位和认识致力于增进个人福祉的社会政策。传统上看，社会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社会不均的一种手段,局限于社会服务的法定提供，社会政策被看成是与经济发展相分离、平衡经济发展负面影响的社会发展稳定器。而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引入，对这一观念进行了修正。
发展型社会政策是，国际社会政策近十年来的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价值取向。美国学者沃斯，通过对发展理论和发展观梳理之后，认为发展是一个综合的协调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涉及整个经济和社会体系的重组和重新定位的多方面的进程。在这种新的理念下，社会政策被加入了促进发展的维度，一种既注重社会福利的提供，又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应运而生。
发展型社会政策阐发了一系列全新的观点：第一，社会发展不像常人理解的那样外在于经济发展。实际上，发展不再是先经济后社会，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第二，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对社会问题进行“上游干预”，就是在上游消除社会问题产生的条件和机制，切断社会问题发育的链条。第三，发展型社会政策特别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将社会政策看作是生产力的一个要素，是一种社会投资行为，社会政策关系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
苏州作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加速期。苏州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城市化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加快、城乡发展不均衡、人口环境资源压力大、外来人口膨胀等问题，迫切需要借鉴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念和实践经验，构建面向全体人口的发展型社会政策。
当前，苏州新一轮的发展尤其需要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第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之初就开始着手规划社会发展，预测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并进行积极的上游干预。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研究者看来，社会问题只有通过人们有目的、有计划的努力，才能得到解决，而不能坐等经济发展之后，有了社会问题再采用应急补救的策略。
第二，社会保障与能力建设的关系。根据发展型社会政策，人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因此，要求我们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将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作为优先的目标，将人作为社会最重要的资产进行培植和投资。具体来说，对于弱势群体不能一味地进行救济和救助，而要从提高其生计能力出发，对他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劳动力的使用，特别是外来流动人口，城市和企业只从自身需要出发要求他们努力工作，而很少从流动人口自身角度出发，来满足他们的合理需要，对他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第三，对市场干预与对家庭干预的关系。传统上，西方社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公平问题，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忽视了家庭功能的发挥。根据发展型社会政策，家庭既是产生各种社会问题（贫困、失业、青少年犯罪、家庭暴力、精神疾病等）的主要根源之一，也是促进社会系统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对家庭的干预和支持就是着眼于社会长远发展和整体利益而进行的投资行为。
关键词：制度
经济转型的制度环境：珍珠与贝壳
苏大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教授 段进军：当前，金融危机对苏州发展提出了“经济转型”的新要求，即如何变“微笑曲线”为“智慧曲线”，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以及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选择。这是因为当今世界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就是由传统“全套型”产业集聚，演变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产业集聚，全球供应链的分工，建立在各个环节的利益分割上。中国虽然利用廉价劳动力，在组装等环节上获取了国际竞争优势。但是，由于目前在研发、核心元器件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上还较薄弱，所以，在这种供应链中所获得的利益，还是非常有限的。苏州当然亦是如此。全球供应链这种利益分割特性，和中国目前在供应链中扮演的角色，导致中国虽然经历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却仍然没有成为经济强国。相比之下，当年日本只用了十年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是因为工业产品贬值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基调，而工业产品贬值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改变了财富分配机制的结果。产业革命以后，工业生产力一直是世界财富创造和分配机制的基础，产业革命后工业国家通过建立起对工业产品有利的国际贸易体系，从全世界摄取巨大的财富。但是，信息革命改变了这样的分配格局，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参与了全球供应链之中，使得工业产品价格迅速贬值，相对来说，知识产品的价值则远远高于工业产品，世界财富分配的天平也大大倾向于知识产品。
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分配格局的趋势判断和认识，苏州产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大力发展“知识性经济”，生产知识性产品。既然明确我们的方向是生产一种知识性产品，那么就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知识性经济的特征，以及它所依赖的制度环境，创造一种知识经济的平台，即我们常说的没有“贝壳”，何来“珍珠”。
知识经济具有以下几大特征，第一，它比工业经济具有更大和更强的集聚性。与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促使人口和产业向大城市集聚的能量更强大。第二，如果说工业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规模经济效应，那么知识经济最重要的就是“接触效应”，作为创新型的人才需要良好的平台来沟通和交流，在沟通和交流中不断地创新。与重视信息均质性的工业经济相比，知识背景的差异性对知识经济极其重要，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交流更富有价值。第三，知识产权的保护效应。比如《哈利·波特》作者，一个下岗女工靠一部小说，短短几年变成一个巨富，造就了信息时代的财富神话。所以，《哈利·波特》小说这样一粒尘埃，进入贝壳后，就析出了美丽的珍珠。这是偶然中的必然。
目前，苏州能否形成这样有利于创新制度“贝壳”，是否有这样一个能把下岗女工变成富婆的制度环境，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对版权的保护又是如何？基于这样考虑，我认为在当前苏州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大力进行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软件的制度环境，它的作用比硬件可能更为重要，即我们经常所说的“制度重于技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苏州要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首先必须实现制度转型，这是因为知识产品的生产比工业产品的生产需要更加严格的制度环境，我们只有拥有了这样的“贝壳”，才能析出像《哈利·波特》这样美丽的“珍珠”。
